教育部教師工作司 彙編

2021年5月

目 錄

人民教育家先進事迹................................................................................................... 1

于 漪.................................................................................................................... 1

衛興華.................................................................................................................. 26

高銘暄.................................................................................................................. 30

教育系統時代楷模先進事迹..................................................................................... 43

李保國.................................................................................................................. 43

黃大年.................................................................................................................. 45

曲建武.................................................................................................................. 47

鐘 揚.................................................................................................................. 49

張玉滾.................................................................................................................. 51

陳立群.................................................................................................................. 52

盧永根.................................................................................................................. 53

朱有勇.................................................................................................................. 55

張桂梅.................................................................................................................. 57

人民教育家先進事迹

于漪，女，漢族，1929 年 2 月 7 日出生，中共黨員，上海市楊浦高級中學名譽校長，曾任全國語言學會理事、全國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副會長。長期躬耕于中學語文教學事 業，堅持教文育人，推動“人文性”寫入全國《語文課程标 準》。主張教育思想和教學實踐同步創新，撰寫數百萬字教育著述，許多重要觀點被教育部門采納，為推動全國基礎教育改革發展作出突出貢獻。曾榮獲“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三八紅旗手”“全國教書育人楷模”等榮譽稱号，2019 年9 月 17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授予于漪“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号。

頒獎詞：她已是 90 歲的耄耋老人，有着 60 年的教學生涯。她依然活躍在語文教學改革的第一線，堅守“在講台上用生命唱歌”。她深愛着學生，癡迷着語文教學。“我做了一輩子教師，但一輩子還在學做教師！”她用這樣的話語不斷地鞭策着自己，也勉勵着更多的青年教師。于漪，師者的楷模。

2019 年 9 月 29 日上午，北京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氣氛熱烈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勳章和國家榮譽稱号頒授儀式在這裡隆重舉行。

在雄壯激昂的《向祖國緻敬》樂曲聲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親自給上海市楊浦高級 中學名譽校長于漪佩戴上金色的“人民教育家”獎章。

這是共和國首次頒發“人民教育家”這一國家榮譽稱号， 于漪作為基礎教育界的唯一代表獲此殊榮。她的教育事迹和貢獻必将永遠寫在共和國史冊上！

一、信仰

中華民族艱苦奮鬥的精神和深厚燦爛的文化使我激動 不已，我常為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而感到自豪和驕傲，更始終意識到自己重任在肩，要終身進取，做一名“合格”的 教師。

——于漪

“樹中華教師魂，立民族教育根”，是她教育生命的原動力

于漪從教 68 年，從一名普通教師成長為共和國的人民教育家，最重要的動力何在？ 高度自覺的使命與信仰！

自打從教那天起，于漪就有明确的使命追求。母校江蘇省鎮江中學的校訓“一切為民族”伴随她終身。“求學為什麼？從愚昧走向文明，就要立志為解救苦難的民族于水深火熱之中……”當年老師激昂的話語引導着于漪的人生追求。“‘一切為民族’這五個大字擲地铿锵，镌刻在我心中，成為我鑄造師魂的基因。”

她念茲在茲的是民族複興、國家富強。“過去，正是我們民族的奮鬥精神與無數先賢的奉獻犧牲，才有中國人民站起來的新中國；今天，祖國的繁榮和民族的振興依然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全身心地投入與付出。作為中華兒女，我深感自己肩負的曆史責任，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她說，“樹中華教師魂，立民族教育根”是自己終生奮鬥的目标、始終不變的精神追求。“我一個肩膀挑着學生的現在，一個肩膀挑着祖國的未來。”“我的理想是做一名合格的教師。所謂合格，就是不負祖國的期望、人民的囑托。”

崇高的信仰，推動着于漪一步一步攀登上教育的“珠穆朗瑪”。

生活是信仰的重要源泉。生于 1929 年的于漪，早年飽受艱辛。“國家被侵略，遭災難，普通老百姓家同樣遭殃， 受罪，童年快樂美好的生活被炮火打得煙消雲散。社會現實的教育曆曆在目，難以忘懷。”愛黨愛國，為民族振興而不懈奮鬥，早已成為他們的精神基因。

炮火連天中，于漪輾轉求學：先是以優異成績考入江蘇 教育學院附屬師範學校；一年後因學校調整，再考入省立淮安中學；讀了一個學期，淮安中學搬遷，又考入剛剛複校的 鎮江中學。

初中教國文的黃老師，每堂課都全身心投入，走進教材與文中的人同悲同喜，身曆其境，自己感動，然後再向學生放射文字波、情感波。他的課堂深深感動了于漪。

高中數學毛老師，不但教給了于漪嚴密的邏輯思維，而且教會了她嚴謹的做人道理。一次數學期中考，同桌的女同學要于漪幫幫忙，免得再不及格。同學之間講義氣，考試時于漪把一道題的解法寫在紙條上遞給她時，被毛老師發現 了，他一把抓走了紙條。試卷發下來，她倆都是零分。“誰 知毛老師還不罷休，把我找去說了一頓。有幾句至今我還記得：‘你這是幫助同學嗎？歪門邪道。她有困難，不懂，你 可以跟她一起學，講給她聽，還可來問我。用這種投機取巧 不誠實的方法，不是幫她，是害她。你好好想想。’離開辦公室時，他又加了一句：‘學習和做人一樣，老老實實，懂 嗎？’”這件事于漪刻骨銘心，“從此，我做任何事情都要 想一想：是否‘老老實實’？是否想‘投機取巧’？”上了複旦大學，于漪碰到了許多“大先生”。一年級國文老師是方令孺教授，課堂上旁征博引，信手拈來，“引導我們超越閱讀的具體文章，認識世事，了解人情，視野一下子拓寬了”。教世界教育史的曹孚教授，上課時“手無片紙， 口若懸河，各個國家教育的發生、發展、特點、利弊，講得具體生動，有理有據，似乎他在那些國家辦過教育一般”。

這些老師，言傳身教，為于漪樹立起一個個求學、做人、教書的标杆，激發了她人生使命和教育信仰的形成。

沒有對民族文化的血肉親情，就難有“為中華民族而教” 的高度自覺的教育信仰

于漪說，“對自己的母語不熱愛，很難有濃烈的民族情、愛國情”“一個中國人，特别是求學的學生，對自己的母語應該有一種血肉親情”。

是的，人生使命、教育信仰，也必須建基于文化自覺之 上。古典詩詞是走進中國文化世界的重要途徑。當年有一本 别人看不上眼的石印本《千家詩》，于漪愛不釋手。她說通過讀這本詩集，自己領略了家鄉山山水水的非凡美麗、祖國大地山川的氣象萬千。

但僅憑古典詩詞，尤其是僅憑個人的興趣愛好讀書，是難以系統性地把握中華文化精髓的。走進中華文化深處的那扇門在哪裡？

中國作家中，于漪最喜歡魯迅。偶然間，她聽說魯迅為青年學生開過一張必讀書單。她想辦法了解到了這張書單， 其中列了《唐詩紀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 12 種書。“這是一張很有見地很精到的書目單，教你讀書要知門徑，全局在胸，輕重得體，領會人物的精神風貌。這張書目單讓我領會到讀書與做人一樣：要識大體，知先後，知人論世，知世論人。”于漪說，這 12 種書她“并未一一讀”， 常讀一讀的是《世說新語》，常翻一翻的是《四庫全書簡明目錄》。這樣對中國文學、中華文化就算入“門”了。

但這還不夠。

要讓文化與自己的身心打成一片，則“必須專心緻志地研讀幾部大作家的著作，随着他們的人生足迹走一遍，才能真正領會他們的心路曆程，領會他們生命的光輝”。為此， 于漪先後通讀了辛棄疾、杜甫和陶淵明三位大家的著作，“深深進入他們的精神世界”。

同時，為提高思想認識水平，她還讀了許多思想哲學方面的書。不但讀，她還提倡背一點經典。“今天，我們要初步具備中華文化修養，粗知義理，從小應背哪些書呢？我想應該是構成中華文化不朽的原典。”她列了三本書：《論語》

《中庸》《老子》。不但要讀和背，而且要“力行”。她說， 讀經典要做到把自己的“思想活體”放進去，從而獲得生命的力量。

這就超越了一般的文學欣賞、文化研究，而進入以文學文化滋養生命、豐富生命、提升生命的境界。教育信仰由此而堅定，而純粹！

二、奮鬥

教育是為未來培養人才，要跟着時代前進，怎麼會夠 呢？我鼓足生命的風帆，孜孜不倦地追求，順境不自傲，受 挫更剛強，有使不完的勁。

——于漪

1986 年，著名語言學家張志公閱讀于漪《學海探珠》手稿，拍案贊歎：“于漪教書簡直教得着魔了！”

“着魔了”三個字，道盡了于漪如癡如醉的教育人生。無論如何不能做一個誤人子弟的教師

過了“而立之年”，于漪從曆史改行教語文。“b、p、 m、f 不認識，漢語語法沒學過”，語文教學的大門在哪裡？ “基礎教育做的是地底下的工作，打做人的基礎，沒有什麼驚人之筆，但是它關系到國家的千秋萬代，關系到學生的青春。一個孩子隻有一個青春啊！”于漪告誡自己，無論如何不能誤人子弟。她每天晚上 9 點以前工作，9 點以後學習，兩三年下來，把中學語文教師該具備的語法、修辭、邏輯知識，該具備的文、史、哲知識，該了解的中外名家名著過了一遍。她還立下規矩，不抄教學參考書，不吃别人嚼過的馍。獨立鑽研，力求自己先懂，再教學生，絕不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但課堂的化境哪能輕易抵達？為了向習慣“開刀”，于漪“以死求活”。她把上課的每句話都寫下來，先修改，背 下來，再口語化。每天到學校的路上，就把上課的内容“過電影”，在腦子裡放一遍……她要讓自己的語言變成蜜，黏住學生；要把每一節課都當成一件藝術品，去精心琢磨。

多年的積累，在 1977 年的《海燕》電視直播教學中得以爆發。上海萬人空巷，人們紛紛守在電視機旁，争睹她上課的風采。時人評價：這哪是在上課，分明是于漪用生命在 歌唱！

1978 年，于漪成為上海市首批特級教師。他人擊掌相賀， 于漪卻“深感惶恐”。她随身備着兩把尺子，一把量己之短， 一把量人之長，越量越找到自己的不足，越比越覺得自己有向前奔跑的動力。她更加勤奮學習，學習的深度、高度、廣度早已超越學科圈子。她更加努力實踐，在教學第一線摸爬滾打，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後期，上了近 2000 節公開課。更難得的是，于漪的課從來不重複，即使是同一篇課文教第二、第三遍，也絕不重複。

一個學生曾對她說：“于老師，你的課我很喜歡聽，但是我自己沒有學會。”這句話于漪琢磨了很多年，上的課不能随着聲波消失就銷聲匿迹，要教到學生心中，成為他們素質的一部分。“就是這樣一句話，促使我一直在研究課堂教學如何突破原來的框框。”

與破解、攻克各種各樣的問題形影相随

在于漪的教育生涯中，她帶過許多“亂班亂年級”，她喻之為“考問感情與責任”的難題：“生命本來沒有名字， 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壞習氣不是胎裡帶出來的，我做教師的責任是幫助他們洗刷污垢，要像對其他同學一樣滿腔熱情滿腔愛。”

學校把一名屢次逃學、偷竊、打群架的學生放到于漪帶的班級。這名學生與父親争執被打後離家出走。于漪焦急萬分，與幾名學生找了他一天。找到後，怎麼辦？送他回家， 隻有兩個可能，一是再逃走，一是舊毛病複發，依然故我。帶他回自己家，他會偷，怎麼辦？

一想到這裡，于漪立刻自責起來：“對他有如此的戒心， 缺少起碼的信任，還談什麼教育什麼愛護？”感情上的事來不得半點虛假。教師對學生是全心全意、半心半意，還是三心二意，學生心知肚明。

于漪把這名學生接到家裡，于漪上班，他上學。學校放學，他跟着于漪回家做作業。于漪以心換心，以情激情，以 理疏導。經過多次“拉鋸戰”，這名學生逐步安靜下來，走 上正道。後來，于漪生了一場重病，住院治療。這名學生已 經工作，探望時看到于漪打吊針，哽咽地說：“于老師，你 不能死啊……”他沒有什麼生動的語言，反反複複地說着這 句話。

于漪很感動：“我的學生不一定是最優秀的，但他們都是家庭的寶貝、國家的寶貝，我當教師，要把他們當寶貝一樣來教育。不求他們能顯赫，但一定要成為社會的好公民， 服務國家，服務人民。”

于漪的成長總是與破解、攻克各種各樣的問題形影相 随。20 世紀 80 年代中期，于漪被任命為上海市第二師範學校的校長。學校當時是什麼樣？教師上班稀稀拉拉，遲到是 常事；有的師生塗脂抹粉，心思不在教與學，賭博、酗酒的情況也時有發生……

“學校是育人的神聖殿堂，理應是一方淨土，摒棄邪惡、 污濁和庸俗，播撒做人的良種。”于漪決定恢複坐班制，學校教職工必須準時上下班。面對時尚潮流的影響，她組織師生圍繞“什麼是當代師範生真正的美”等開展專題讨論，在暢所欲言的基礎上達成共識：社會上流行的，學校也不一定都提倡；學校風氣如果降低到社會的一般水平，那是教育的失敗。

學生不愛惜糧食，泔水缸裡的剩飯剩菜溢得滿地。于漪氣急了，到夥房裡拿了個臉盆，用手把一個個包子、大塊大塊的飯撈起來，到一個個教室去講：“任何人都不能暴殄天物，這是素質問題、品德問題……”事後，學生在周記裡寫道：“我從來沒見過于校長如此激動，我們不好，不懂事， 浪費糧食的行為可恥，以後要注意節約。”

“一身正氣，為人師表”逐漸成為全校師生的精神支柱。 煥發新顔的上海市第二師範學校吸引了來自上海各區縣優秀的初中生報考，為上海的基礎教育培養了大批人才。

在教育的大海中暢遊的于漪，在現實生活中的腳步是不輕松的。胃潰瘍、肝炎、心髒病……都曾“光顧”過她。每天，她吃大把大把的藥；每天，她意氣風發，要麼伏案疾書， 要麼四處奔走，從不停歇。近年來，于漪每年都準備一本專用的挂曆。挂曆上，幾乎每一個日子都畫上了圈。但這遠不是全部。退休後，她逐字逐句審閱了從小學到高中 12 個年級的上海語文教材和教參。至今，她有時上午要聽 4 節課，下午開展說課、評課。她曾經腰椎骨折，卧床 3 個多月，一能坐起就深入學校指導課題和論文，走進課堂聽課評課。

于漪曾為她的《語文教學談藝錄》拟過一個小标題，叫作“跑步前進”。總是勇擔使命、堅守信仰，總是“先天下 之憂而憂”，總是在與時間賽跑，已成為她生活乃至生命的姿态。

三、思想

古今中外所有留名史冊的一流教育家幾乎都具有這樣 的共性：他們從來不是關在自己的書房裡閉門造車、空談教育，也不是囿于個人之局部經驗而沾沾自得，而是在實踐中 去思考、去發現、去探索科學的教育規律，最終在理論上有所建樹，逐步構建起他們的理論體系。

——于漪

于漪 1951 年從複旦大學教育系畢業，一頭紮進楊浦中學的時候，這所當時在上海名不見經傳的中學并沒有意識 到，一個纖弱文靜的小姑娘，竟然滿懷教育家的光輝理想， 要做一件偉大的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從中國文化、時代和實踐的土壤裡，為當代中國培育一部活生生的“教育學”。

“‘人文說’是我向當今教育貢獻出的一顆赤誠之心”

于漪的教育思想是從語文開始發端的。

1949 年以來，語文界提出了語文學科的“工具說”。“文革”後，語文教育依然十分強調工具性，甚至有純工具化的傾向。

1979 年，敏銳的于漪先聲奪人，發表《既教文，又教人》一文，大膽提出語文教育要有思想内容與表達形式辯證統一的整體觀念。

然而，20 世紀 80 年代中後期，語文教育“工具化”引導下的片面教學與引進的标準化考試一拍即合，語文教學陷入題海訓練，學生沒有興趣，老師迷茫。

許多人把鞭子打在了高考上，于漪卻不這麼認為。“支配群體性教學行為的其實是不正确的語文教育觀念。”她進行綜合分析後，發現關鍵是對語文學科的性質認識不清楚，是“語文課就是基礎工具課”的思潮在起作用。

那麼語文到底該如何定位呢？當時給語文學科定的各 種“性”，如文化教育、審美教育等，超過了 10 種。

于漪在廣泛深入學習研究國内外有關母語方面的文獻 後提出，各民族的語言都不僅是一國符号體系，而且是該民族認識世界、闡釋世界的意義體系和價值體系。語言不但有自然代碼的性質，而且有文化代碼的性質；不但有鮮明的工具屬性，而且有鮮明的人文屬性。工具性和人文性，是一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兩個側面。她還主張，“人文性”較之“思想性”“情意性”“文學性”等更為合适，由此突破了 原有的“工具性和思想性”的框架。

這些思想，在 1995 年《弘揚人文 改革弊端》一文中發表，在語文教育界引起巨大反響。工具性與人文性相統一， 是語文課程的基本特點，得到越來越多人的認可，并最終體現在 2001 年印發的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标準》中。

這裡的人文精神，于漪認為，既有中國傳統意義上的人文思想，也有現代意義上的人文思想。

“這是我在自身學術理論上的一次重要跨越。”于漪說， 有了這個思考和發現，對語文教育教學其他問題的思考和闡釋，就有了原點和強有力的支撐。

由此出發，語文教育就是教文育人。要實現“教文育人” 的大目标，需要 3 個基礎：一是“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 也就是對育人要有全面具體的認識；“‘目中有人’的教育理念指導着我一生的教育實踐活動，成為我語文教學目的觀——‘教文育人’的第一依據”。二是時代的要求和使命意 識，要有“以天下為己任”和“以教育為己任”的憂患意識 和責任感。三是語文教學培養目标的整體性。

從實踐中走來的于漪，從“人文說”和“教文育人”的教育教學觀出發，逐步構建了完整而系統的語文教育體系， 一直延伸到中國語文課堂教學的前線，紮根本土，直指時弊， 具有鮮活的獨創性。她用生命唱出了一部地地道道的“中國語文教育學”。

教育就是要增強人的精神力量

于漪是有宏觀思維和前瞻性思維的。這決定了她不單單是一位語文教育家，還是一位從語文教育走出來的人民教育家。

在普通中學任教的于漪，與各種類型各種層次的學生長期相處，真正懂得了沒有愛就沒有教育，教育沒有選擇性。這奠定了她以所有學生發展為本的人文精神的實踐基礎。

而更多的思想來自現實問題。

“教書”是為了什麼？20 世紀 80 年代初，不少人認為“教書”是具體任務，“育人”則很抽象，是班主任的事。于漪便大聲疾呼：“育人”是大目标，“教書”要為“育人” 服務。任何學科教學都應有教育性，有教育性的教學，就賦予知識、能力以靈魂、以意義，能促進學生的發展。

育人是要“育”什麼？對此，于漪較早提出了“全面育 人觀”：全面發展是實施素質教育最本質的反映。社會文明程度越高，越需要全面發展的人。人的生命體本身也蘊含着全面發展的潛能，教育的任務就是把學生的潛能變成發展的現實。德性與智性是生命之魂。德智體美勞各育應有機融合。

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麼？針對教育功利化傾向，于漪說，古今中外研究教育的大家都認為教育的本質是完善人的精神世界。現代教育不能忘記教育最終為人的精神生活服務。知識和能力是獲取精神力量的階梯，不是精神力量的全部。學生求學讀書是為明做人之理，明報效國家之理。如果教出來的學生隻知以個人為中心，以追名逐利、享樂為目的， 缺少服務國家、服務人民的社會責任感，那是教育的失敗， 有辱曆史賦予的重要使命。

在因材施教上，于漪有一句名言：知心才能教心。學生處在變化發展中，要不斷研究學生成長中的 3 個世界：生活世界、知識世界、心靈世界。3 個世界要和諧發展。不僅要把握學生年齡段的特點，更要把握時代、社會、家庭因素在他們身上的影響與反映。教育要努力發現每個學生心中那根“獨特的琴弦”，在溝通理解上多下功夫。于漪的教育學就是這樣，既唱“神曲”，又唱“人歌”， 所以能服人。

辦教育必須确立制高點

于漪在長期的教師、校長和培養青年教師的工作生涯中積累了教師職業發展方面的理論和實踐的财富，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教師學”。“沒有教師，人就不能成才；沒有教育，社會就會一片黑暗。”她進一步指出，教師的崇高職責就是在學生心靈深處滴灌生命之魂。她特别強調，教師是“過去曆史上所有高尚而偉大的人物跟新一代”之間的中介和橋梁，教師職業是繼承人類傳統和面向未來的職業，關系國家的千秋萬代，關系千家萬戶。教師必須是一個思想者，身上要有時代的年輪。 教師的智力生活一刻也不能停滞。她主張，教師要學一點哲學，要有文化判斷力。

她還說，沒有一個職業像教師那樣意義非凡，教師的思想、情感、價值觀無時無刻不在起作用。沒有一個工作像教師那樣對人的一輩子起作用。教師對學生的作用不可能是 “零”，不是正面作用就是負面作用。教師首先在人格上要“表裡俱澄澈”，做到在學生看來是個裡裡外外通透的、可敬的、高尚的人。

……

2014 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四有”好老師的标準，為老師們明确了努力的目标。在于漪看來，要做“四有”好老師，關鍵在于内心的深度覺醒，把自己的命運前途與國家的命運前途、老百姓的命運前途緊密聯系在一起，“一旦覺醒， 人就會變得聰明起來，就會站在比較高的地方思考問題，而且心中總是有一團火，有旺盛的經久不衰的内驅力”。

于漪在治理上海市第二師範學校過程中，形成了對校長素質的認識和一整套辦教育、辦學校的思想方法。

什麼樣的人可以當校長？

于漪說，要德、才、識、能兼備。

一身正氣，為人師表，是校長應具備的基本素質。校長要 “養吾浩然正氣”。在當今，就是要有堅定的社會主義信念，對黨的教育事業赤膽忠心，有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 堂堂正正，光明正大，按照黨的方針、政策辦事。校長應具有相當程度的職業敏感，跟随時代奮力前進；具備正确的教育思想，努力探索并力求通曉基礎教育的規律；還應具有管理的才能，具有民主作風……

什麼樣的校長能夠成為教育家？

于漪說，校長要成為教育家，必須是文化人、文明人， 身上有書卷氣，有豐富的智力生活，學而不厭。校長思維要十分活躍，審時度勢，因時辨勢，遵循教育規律，獨立思考， 努力創新。

校長在教育教學領域執着追求，宏觀上能打開視野，居高臨下，微觀上能紮紮實實，一絲不苟，在實踐中既能積累和創造行之有效的經驗，又能從理論高度闡述和揭示基礎教育育人的規律，就能成為辦學的行家裡手，成為師生憧憬的、 獻身教育的教育家。

于漪是這樣想的，這些也是她作為人民教育家的行動縮影。

關于如何辦教育，最為著名的是她 1990 年就提出來的“三個制高點”思想：辦教育必須确立制高點。首先，要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其次，要站在戰略的制高點上；再其次， 要站在與基礎教育發達國家競争的制高點上。這一思想一舉突破了學校的微觀定位，把學校辦學使命與國家民族命運緊緊聯系起來，大氣磅礴、語振四座。

21 世紀初，一些學校重有形成果，輕無形文化。對此， 于漪一針見血地指出：“對學校文化建設重視不重視，建設到怎樣的程度，影響乃至決定學校的形象、質量和生命力。”

于漪認為，學校文化是學校的靈魂。每所學校的精神支柱可以迥然有異，但都必須緊扣育人的宗旨，代表先進的文 化。它應該是社會文化中最主流、最健康、最奮發向上和符合教育規律、符合師生身心發展的。要使它成為全校師生追求的目标，思想言行的準繩，情感、态度、價值觀判斷的标 尺。

于漪的辦學思想，句句都是指導教育實踐的箴言。

近年來，最讓于漪椎心憂思的是教育教學改革中“西方話語”的盛行。從 20 世紀 90 年代起，她就多次表态：“絕不讓自己的教育實踐淪為外國理念的論據。”

于漪認為，中國的基礎教育質量在世界上也是上乘的。要從基礎、從曆史、從國情等多個角度來看中國基礎教育發展。對于出現的問題，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來看待。樹立自信，不是故步自封、拒絕學習外國，而是要深入、全面地研究學什麼、怎麼學。要根據我們國情決定取舍、 改造、創新，要以我為主。“我們有獨特的曆史，獨特的文化，獨特的國情，中國教育必須有中國人自己的燈火，走中國人自己的路。”

2014 年，85 歲高齡的于漪吐露了一個夙願：“我這名年已耄耋的教師，心中翻騰着一個強烈的願 望，那就是急切盼望當代能創建有中國特色的教育學。”

“這部教育學有磅礴之氣，和諧之美，它蘊含中國至聖先賢的教育智慧，包蘊近現代尤其是當代教育的鮮活思想和先進理念，人類進步教育的種種創造融化其中，不見痕迹。這部教育學是中華優秀文化教育傳統與時代精神的高度整 合，投射出民族智慧的芳香，充滿育人成長成才的活力。”

于漪教育學誠如斯言！

四、風範

一顆狹小的心有浩浩蕩蕩的學子，有多情的土地，有偉大的祖國，胸懷就會無限寬廣，無處不是學習的機會，無處 沒有智慧的閃光。

——于漪

做了一輩子教師的于漪，一輩子行走在努力修煉、鍛造學識與人格的路上。

與時俱進，勇立時代潮頭

于漪的人格魅力很大程度源于思想的魅力。她的思想總是與時俱進，洋溢着時代的氣息。

1984 年，她發表《銳意改革，開拓前進》一文，發出一連串時代追問：“怎能從根本上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怎能有效激發他們旺盛的求知欲？怎能與時代的要 求合上節拍……”

時過境遷，這些追問仍引發人們的關切與反思。

21 世紀初，社會環境急劇變化，于漪敏銳意識到重構學校的價值取向是教育面對現代社會挑戰的關鍵問題：今天需要重構學校的價值取向。我們既要講“義”，又要講“利”。有錢是買不來現代化的，有錢也不完全能夠辦好學校。

于漪常說，時代在前進，教育必須與時俱進。然而人們 不禁要問，于漪為何總能立于時代潮頭，為何在關鍵的時代節點上總能敏銳、準确地觸摸到時代跳動的脈搏？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原主任王厥軒将這份敏銳與洞察力 歸因于強大的學習能力。

上海市市北中學原校長陳軍也認為，“于漪始終與時代同行，在思維方式的完善方面，她長于吸取多元文化精髓， 使思維既有缜密的特點，又有開拓的風貌”。

堅守而不保守，兼容并包、不斷完善的學習方式和思維方式，構成了于漪永葆活力的思想源頭。

“仁愛”之情造就大胸懷、大氣度、大力量

“愛”是于漪教育人生的主題詞。

于漪對愛的理解與認識，從最初“有選擇之愛”到“超 越親子之愛”，再到仁愛，曆經了漫長的過程。

初當教師的于漪，“愛”隻是空泛的概念。後來于漪明 白，“天工造物十分奇妙，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獨特性…… 每個學生的生命都值得尊重，都必須關心”。

于漪将這種衆生平等之愛稱為“師愛超越親子之愛”——學生身上的事都是她心上的事，學生都是她的兒女。師愛的最高境界叫作“仁愛”。

于漪的“仁愛”品格是貴賤賢愚無論的“有教無類”。于漪的“仁愛”，是将學生的幼稚、不成熟、偏激、毛

病當作常态，去愛護，去發現閃光點。想辦法把不懂的變懂，把差勁的變好，這正是于漪的“本事”。

于漪的“仁愛”品格是直面問題的堅韌之愛。沒有這種堅韌的愛，她不可能在教育教學中年年月月、任勞任怨，“引着、拽着、扶着、托着、推着學生向前”。

于漪的“仁愛”品格更是為師的大愛大德大情懷。她眼中的學生是國家未來的希望，是每個家庭的希望。因此，“用仁愛、大愛促進了學生的全面發展，為國家培養了優秀的人才，通向了個人的教育夢，也通向一個更大的中國夢”。

擇高處立、胸懷天下的“先生之風”

一個人的人格魅力往往不僅僅取決于時間與經驗的累 積，更取決于站立的高度。

于漪的人格境界、格局之高，源于紮實學識所賦予的思想起點之高。她思考教育問題總在很高的位置，在宏觀上有較為科學的總體設想。

于漪境界、格局之高，還在于她往往能跳出學科、專業的局限，每每從社會、國家全局全域整體、系統地觀察思考。

于漪境界、格局之高，更在于跳出個人之“小”，自覺擔當起國家民族的重任。她曾用詩一般的文字抒發自己的思想嬗變，“一顆狹小的心有浩浩蕩蕩的學子，有多情的土地， 有偉大的祖國，胸懷就會無限寬廣，無處不是學習的機會， 無處沒有智慧的閃光”。

登高望遠，于漪将自己的工作、前途、命運與民族的前途、命運，國家的前途、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休戚與共、血肉相連時，你就可以站得高看得遠，你從平凡工作中能夠洞悉不平凡的意義和價值。”

這正是我們從于漪身上得到的不平凡啟示。一身正氣、為人師表

于漪一直秉持做老師、教學生“吾善養吾浩然之氣”， 因為社會上總會有一些歪風邪氣，必須要“一身正氣、為人師表”。

她做校長愛憎分明，自覺維護教育的神聖和純淨。正氣并非虛空，而是看得見，摸得着，在思想、品德、氣質、言 行上均有所表現”。

面對矛盾，于漪常說，“社會上各種各樣的矛盾基本上是以我為中心的，學校裡各種各樣不和諧的聲音都是‘老子天下第一’，因此‘以己之短，比人之長’是非常必要的” “辦教育的人，謙虛是基本的素質”。于漪這樣說，也這樣做。

于漪崇“真”，敢講真話。她的“真話”總能一針見血地看到表面和諧背後的矛盾與問題，痛快淋漓、力透紙背， 彰顯實事求是、獨立思考的精神硬度。

“一些學校的口号和标語讓人心驚肉跳，讓人心寒，什 麼‘眼睛一睜就是競争’‘現在不吃苦以後就搶不到别人的 飯碗’，這哪裡還有和諧友善？”

當很多教師教學熱衷于參考資料、電腦下載教案、媒體 炒作信息、教育時尚操作，于漪及時予以警醒：“講壇不必 在乎高低，但為師者的思想需要有高度，脊梁骨需要有硬度。”于漪的“真話”包含着她作為“人民教育家”的良苦用心。在指出不合理現象的同時，她更給出中肯的建設。當價值沖突、觀念混亂、方向不明時，于漪用“真話”建言，“我 們不能隻點洋蠟燭，心中永遠要有一盞中國的明燈”“課堂教學要德智融合”“教育歸根結底不是要解決學生未來的吃 飯問題，而是要解決學生的靈魂問題”。

她的是非分明、坦蕩正氣、求真務實，她對錯誤價值觀的批評，以及對教育神聖和純淨的極力維護，歸根到底是無我的品格使然。在于漪身上，因為無私而坦蕩，因為無我成就了大寫的“人”。

五、貢獻

我在幾十年的教育工作曆程中，克勤克儉，做了一些工作。說到底，我就是堅守了新中國教師的本分。

——于漪

68 年始終以人民為中心，全心全意服務人民，68 年不斷豐富的教育實踐和深刻的教育思想，成就于漪大寫的流光溢彩的教育人生。

用博大的胸襟和樸實的教誨創造了一個又一個育人“奇迹”

經師易得，人師難求。前兩年，一名畢業多年的學生從大洋彼岸給于漪寫信：“于老師，感謝您将中華文化之精妙和為人之基準播種于我少年心田。”68 年來，于漪用博大的胸襟和樸實的教誨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迹”，培養了一個個大寫的“人”。

作為班主任，她将極差、極亂的班級帶成了先進集體； 作為校長，她使名不見經傳的學校成為全國先進；作為“導師”，她培養了一批全國知名的教學能手、德育名師。

于漪總是想方設法為青年教師搭建平台。她首創了師徒“帶教”方法——師傅帶徒弟、教研組集體培養、組長負責制，有效促進了青年教師成長。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她先後培養了三代特級教師。

如今，90 歲高齡的她仍主持着上海市語文學科德育實訓基地的工作，還擔當着國家級骨幹教師培訓的重任。

于漪幾乎獲得了黨和政府所能給予人民教師的所有榮 譽，但她從沒有為名利所羁絆、因掌聲而止步。她說，“人 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我是共産黨員’‘這是組織交給的任務’，這兩句話，給了我無窮的動力”。

矢志不渝為教育決策建言獻策，提供思想養料

自 1977 年起，于漪連續五屆當選上海市人大代表，她積極參與制定地方性法規，審議決定上海市重大事項，對于提高教育經費預算、改善基礎教育辦學條件發揮了重要作 用。

“最難忘卻的是 1988 年上海市九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提交的關于增加教育經費的議案。”由于大批返滬知青的孩子正好到入學年齡，小學生驟增，而那年教育經費預算增幅為 5.7%，差距很大，導緻小學要改成“兩部制”，即半天在學校求學，半天在家。“兩部制弊端甚多。我是教師，對學生有特殊的感情。”于漪在會上慷慨陳詞，陳清利弊。會議 決定修改教育預算，增幅改為 8%。那年教育預算執行的結果，增幅達 13%。

多年來，于漪是素質教育堅定的倡導者、實踐者、堅守者。面對教育功利化現象，她提出了“全面育人觀”“教在今天，想在明天”的理念。21 世紀，于漪提出語文學科要“德智融合”，真正将立德樹人落實到學科主渠道、課堂主陣地， 獲得廣泛認可。

傳播先進教育思想，準确解讀和宣講國家重大政策，并身體力行

數十年來，于漪總是基于豐富的教育教學實踐，準确地解讀、宣講，并身體力行。

1983 年，鄧小平同志提出“三個面向”。随後，于漪傾心撰寫《銳意改革，開拓前進》一文，引發了基礎教育領域如何貫徹落實“三個面向”精神的廣泛讨論。直到 2012 年， 于漪還在強調“三個面向”的意義和價值非比尋常。

于漪有着強烈的理論渴求，又總是為解決實踐中的問題而研究，是一名始終不曾離開教育教學一線的研究者。

2005 年，上海剛剛制定“兩綱”，于漪開百餘場宣講課， “要讓學生在現代化大潮中樹立理想信念，不迷失方向，有家國情懷，就必須樹民族精神之根，立愛國主義之魂”。

她密切關注着中國教育的變化與發展，傾力寫下幾百萬字著作。目前已出版的著作有《歲月如歌》（手稿珍藏本）、《卓越教師第一課》《教育的姿态》《語文的尊嚴》《于漪知行錄》《于漪新世紀教育論叢》（6 卷）。主編有《教育魅力——青年教師成長鑰匙》（2013 年度教師喜愛的 100 本書之 TOP10 中第一本，已印刷 11 次）、《走進經典——語文閱讀新視野》（6 冊）、《“青青子衿”傳統文化書系》（12 冊）、《現代教師自我發展叢書》（共 18 本）、《現代教師學概論》等。2018 年 8 月，《于漪全集》（8 卷 21 本）正式出版。

2018 年 12 月 28 日，于漪獲得“改革先鋒”稱号。回到上海後，她認為需要貫徹全國教育大會精神，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2019 年教師節期間，她在病床上勉勵廣大青年教師：“我在幾十年的教育工作曆程中，克勤克儉，做了一些工作。說到底，我就是堅守了新中國教師的本分。” 10 月 1 日上午，于漪早早打開電視，在上海家中收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慶祝大會。“我感受到體内潛藏的力量要在新時代更好地迸發出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中國的昨天已經寫在人類的史冊上，中國的今天正在億萬人民手中創造，中國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

《左傳》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三不朽”一直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追尋人生價值和意義的最高标杆。于漪近 70 年教書育人之“德、功、言”成果蔚為大觀，無愧于“人民教育家” 國家榮譽稱号，必将影響、激勵更多後來者。

《人民教育》記者 餘慧娟 賴配根 李帆 施久銘 任國平

1925 年，衛興華出生在山西省五台縣的一個農民家庭。小學時，老師給他取名“衛顯貴”，希望他将來榮華富貴。從小目睹日軍暴行的他，在讀中學補習班時，把名字改為“衛興華”，立志抗擊日寇、振興中華。

1946 年，衛興華參加了黨的地下工作，1947 年在解放區正式入黨。後被捕入獄。他在獄中嚴守黨的秘密，出獄後轉到北平繼續從事地下工作。此後，衛興華先後在華北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學習，1952 年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

在長期的理論研究工作中，衛興華提出了諸多前瞻性的理論觀點：較早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論，較早系統研究 和論述了社會主義經濟運行機制理論，較先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

衛興華始終認為，自己的研究工作要與國家的需要結合起來。

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分析現實經濟生活中的問題。上世紀 50 年代，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地租理論，分析初級農業合作社的地租形态和土地報酬問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規律理論，分析我國的價格體系、按質論價等問題。 改革開放後，他轉向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問題的研究，并系統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院教授劉元春說，衛興華老師的著述并非隻停留在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解讀上，更重要的是緊扣時代脈搏，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研究現實問題，推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 化、時代化。60 餘年來，衛興華筆耕不辍，發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研究》等文章 1000 多篇，出版《走進馬克思經濟學殿堂》等著作 40 多部，成為中國最多産的經濟學家之一。他主編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教材是全國影響力和發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這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奠基人之一，于 2013年獲得世界馬克思經濟學獎。

如何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精髓傳承下去，是衛興華做學問的一項重要使命。

在多年教學中，他堅持教書和育人相結合。他認為，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和闡釋，要結合國内外的經濟社會實際，讓學生們真正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性，且具備與時俱進的品格。

2015 年底，衛興華獲吳玉章終身成就獎，他把 100 萬元獎金無償捐贈，用于支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研 究、人才培養及優秀成果獎勵。

衛興華 94 歲高齡時，雖病痛纏身，但仍堅守在教學一線，擔任博士生導師，每天堅持學習、工作。中央财經大學教師何召鵬是衛興華的學生，他說在跟随衛老讀博士期間，衛老已接近 90 歲高齡，依然堅持每隔一到兩周上一次專題讨論課，一講就是兩三個小時。“即使卧病在床，他也堅持工作。他把我叫到床邊探讨學問、寫論文， 讓我拿着筆和紙，他來說，我來記。”

在衛興華二兒子衛宏的記憶中，父親除了上課就在自己的書房待着。“學生登門和他探讨問題時，他最随和。”

衛興華卧室床頭櫃邊，有張黑白照片，這是當年他從事黨的地下革命工作時與兩位同事的合影，他一直保存着。

“當時參與地下革命的很多同志都犧牲了。我活了下 來，就要用全部的精力去做一個學者應該做的事，為祖國建設奉獻力量。”衛興華說，“我還在燃燒！”

劉元春表示，立學為民、治學報國的精神在衛興華身上體現得淋漓盡緻。“衛老與時俱進的創新品格，持之以恒、腳踏實地、日複一日的奮進精神，值得新一代學者傳承。” “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衛興華這樣寄語年輕學人。

據新華社電 記者 陽娜、馬曉冬

高銘暄，男，漢族，1928 年 5 月出生，中共黨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名譽會長。當代著名法學家和法學教育家，新中國刑法學的主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作為唯一全程參與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學者、新中國第一位刑法學博導、改革開放後第一部法學學術專著的撰寫者和第一部統編刑法學教科書的主編者，為我國刑法學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作出重大貢獻。曾榮獲“國家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全國優秀教師”“全國師德先進個人” “國家圖書獎”“吳玉章優秀科研獎”“切薩雷·貝卡裡亞” 獎等榮譽稱号。2019 年 9 月 17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授予高銘暄“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号。

探尋至善的法治

親曆見證

高先生曾說：“我将刑法學視為至愛，須臾也不離，真正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先生輝煌的學術人生中，最為耀眼的部分莫過于親曆并見證了中國刑法立法的孕育誕生與發 展完善。1954 年 10 月，先生 26 歲時受命參加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法律室組建的刑法典起草班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設計第一部刑法典。每每談及這段曆史，先生内心總是充滿了激動，有時也會自我調侃，“有這樣的經曆，刑法這碗飯我肯定是要吃了”。

從 1954 年到 1979 年，草案先後有 38 稿出爐，其中都凝結着高先生的智慧和心血。由于各種原因，在這 25 年中，隻有 10 多年能夠正常進行刑法典的起草工作。在此期間， 先生提出了大量立法意見和建議。其間，他還負責彙編各類立法資料，包括解放區、中華民國法律及蘇聯、東歐、法國 和德國等國刑法，其中包括收集最高人民法院從中國一萬多起刑事案件總結出來的司法經驗材料，以便規定罪名、刑種 和量刑幅度。

“文革”期間，中國人民大學被撤銷，高先生交予法律系内部資料室保存的刑法典多個草案稿及相關法律意見彙 集等珍貴資料被付之一炬，他也先後被下放到京郊煉油廠和江西餘江“五七”幹校勞動鍛煉。但先生矢志不渝于新中國刑法典的起草工作。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法制的 決策和部署之後，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國家立法工作日程，此時高先生已過天命之年，但他很快就投入到刑法典起草工作當中。至今，先生仍然準确記得，1979 年 7 月 1 日16 時 05 分，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次會議全體與會代表一緻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誕生了！

随着我國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對刑法的補充和修改工作也漸漸被提上議事日程。自 1981 年至今，無論是單行刑法的制定、1997 年的全面修訂，還是至今十個刑法修正案的出台，高先生參與了絕大多數刑事法律的立法活動，提供了大量具有前瞻性和科學性的立法咨詢意見，受到我國立法機關的高度重視和評價。

1979 年刑法典出台後，由于當時刑法學界尚未從“文革” 沖擊形成的學術荒蕪狀态中走出來，為了促使刑法典的精神和條文内容更好地被大家理解，高先生作為唯一全程參與1979 年刑法典創制的學者，及時編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一書。他在該書中詳細記述了立法過程中的各種不同意見，客觀忠實地闡釋了 1979 年刑法典各條文的立法原意，對理論界和實務界準确理解與正确适用刑法提供了重要幫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被高先生的恩師李浩培先生盛譽為“中國刑法學界的一部重要著作，任何人 欲谙熟中國刑法，是必須閱讀的”。這本書作為刑法學子的入門必讀，一度成為手抄熱門。為全面反映 1980 年之後的刑法立法過程，2012 年，時年已 84 歲高齡的高先生又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85 萬餘字的巨著将新中國刑法立法進程、背景、法條要義給予全面深刻的闡釋。這 85 萬餘字，全是高先生一筆筆寫出來的，這種治學精神令人高山仰止。

海納百川

“徒法不足以自行。”有了刑法典，還需要能夠适用法律的刑法人才。刑法學界很多人都能背誦高先生的個人信條“教育乃我之事業，科學乃我之生命”。66 年，先生把自己的青春和心血，全部傾注給了我國的法學教育事業。

幾十年來，高先生一直堅持在教學第一線，他教過本科生，培養過碩士生、博士生，指導過博士後研究人員，還親 自為進修生、電大生、業大生、高級法官班學員、高級檢察官班學員授課。

高先生把培養合格的人才視為自己的神聖職責，對所指導的研究生，他創造性地總結出“三嚴”“四能”“五結合” 的人才培養之道。“三嚴”，是指對學生嚴格要求、嚴格管理、嚴格訓練；“四能”，是指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翻譯能力、研究能力、寫作能力；“五結合”，是指使學生做到學習與科研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全面掌握與重點深入相結合、研究中國與借鑒外國相結合、個人鑽研與集體讨論相結合。

高先生在刑法領域首倡“綜述研究”方法。後來，這一方法惠及其他各個部門法領域，對法學教育領域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此，刑法學家、北京大學法學院陳興良教授曾滿懷深情地回憶：“我對刑法真正産生興趣是在 1983 年的上半年，當時高銘暄教授給我們年級講授刑法總論。高銘暄教授 的刑法總論打破了我此前形成的刑法無理論的偏見，尤其是對犯罪構成理論的介紹，對我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在刑法總 論講授中，高銘暄教授布置讓我們每人做一篇綜述，正是通 過綜述的方法，使我進入刑法學研究的大門，成為刑法學術活動的起點。”

作為新中國第一位刑法學博導，高先生目前已經培養了博士生 64 人。作為新中國刑法學科的創始人之一，他所培養的學生也成為中國刑法學界的領軍人物。先生指導學生， 并不在意知識的灌輸，而在于方法的啟蒙。他指導學生有教無類，又注重因材施教，對所有弟子一視同仁，尊重每個弟子的特點、個性和興趣。

在高先生的弟子中，學術觀點不同甚至激烈争辯者，不 為少數。這也恰恰體現了先生“海納百川”的治學态度。他 曾言，刑法學者應當獨立思考，堅持學理探讨，具有高度的科學信念。學術上沒有禁區，應當勇于探索，敢于創新，堅 持真理，修正錯誤。

在追求真理的探索之路上，高先生鼓勵學生創新。在刑法學犯罪構成問題上，到底是引進德日刑法理論中的“三階層”體系，還是堅持我國已有的犯罪構成理論，學界曾經一 度出現激烈的觀點争鳴。在 2009 年和 2010 年，面對學界對犯罪構成理論的質疑，他親自作文《論四要件犯罪構成理論的合理性暨對中國刑法學體系的堅持》予以回應。

在這場争論中，面對學生之間的不同觀點，高先生坦言“如果說的有道理，我還是尊重人家自由的學術觀點，隻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據。我是這麼講，學術歸學術，關系歸關系，有不同意見是好事，真理越辯越明”。正是這種寬厚包 容，使得衆多後生弟子都更加敬愛先生，無不将先生尊為人 生難得的良師益友。

高先生常對學生說：“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他的學生大多有兩個無比幸福的深刻記憶：其一，在 誠惶誠恐地向先生遞交論文時，老師都是先親手端上一杯清香綠茶，再談論文。其二，你可能在不經意的閑談時提起自己的生日，而恩師便會悄悄記下，當你生日來臨之時，手機短信裡會出現一句“某某生日快樂！”誰會想到，這樣的祝福竟然來自恩師。

高先生的熱忱與關懷，足以鼓舞學生秉承師志，獻身學術、獻身法治。

扛鼎之作

恢複法制建設之初，我國各大法律院校急需一本專業權威的教材，而這項任務既緊迫，又艱巨。1981 年，一批在全國刑法學界享有盛譽的刑法學者雲集北京。受司法部委托， 他們共同編寫高等學校法學教材《刑法學》，高先生被推薦為該書主編。

經過高先生和其他作者的共同努力，“文革”十年動亂後第一部權威的刑法教科書——《刑法學》，于 1982 年由法律出版社正式出版，并于 1984 年作局部修訂後再版，前後發行百餘萬冊。

因其突出的學術貢獻，《刑法學》榮獲 1988 年國家級優秀教材一等獎和司法部優秀教材一等獎“雙重殊榮”，在新中國刑法學發展史上起到了奠基的重要作用。

為适應日益發展的刑法學教學和科研需要，1987 年，在當時國家教委的組織下，高先生又受命主持編寫一部供高等院校法學專業适用的新教材。這部名為《中國刑法學》的教科書于 1989 年面世，1992 年 11 月榮獲第二屆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特等獎。

從 1981 年至 1996 年，高先生共主編過本科、自學高考、業大、電大等不同層次的全國性刑法學教材 6 部，堪稱中國當時主編刑法學教材層次最高、數量最多的學者。

在 1997 年刑法典修訂後，短短三年時間，高先生主編修訂出版了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法律專業指定教材《刑法學（新編本）》、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國家級重點教材《新編中國刑法學》、高等學校法學教材《刑法學》、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教材《刑法學》等四部重量級教材， 再次引起學界的注目和讀者的贊賞。

在從事刑法學教材建設的過程中，高先生創造性地提出了刑法學教材建設的基本理論。他指出，要編好一部教材， 除了貫徹“三基”（基本理論、基本知識、基本資料）和“三性”（科學性、系統性、相對穩定性）的寫作要求外，還必須處理好刑法學體系與刑法典體系、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全面論述與重點突出以及編寫教材與便利教師使用教材的關系。

高先生著述等身。1993 年，他主編的《新中國刑法科學簡史》出版，填補了新中國刑法學發展史研究的空白。1994 年 10 月，他主編的刑法學法學巨著《刑法學原理》三卷本全部出版，堪稱中國刑法學的扛鼎之作。

《刑法學原理》以其高品位的學術水平和突出的實用價值，榮獲“全國高等學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一等獎，1996 年再度榮膺國家圖書最高獎項——第二屆國家圖書獎。

直至 92 歲高齡，高先生仍擔任主編，出版《當代刑法前沿問題研究》一書，對實務中虛假訴訟罪以及考試舞弊犯罪進行研究，更不乏網絡犯罪以及人工智能問題。

高先生始終強調，學者的責任和使命就在于追求真理， 而“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是實踐”。先生一生之學問，都緊密關注中國實際。他曾談起在參與立法的調研中，有時要與服刑人員談話，“這些實際的狀況，當時對我是有沖擊、有震撼的。不能以書本知識來代替實際狀況，還是要腳踏實地， 了解一些實際狀況，知道中國的一些具體國情、社情”。

高先生認為，刑法立法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光有政策的 指導和理論的貫通是不夠的。在制定和修改刑法中，立法技術也相當重要。他指出，立法規定要方便公民學習法律和司法機關适用法律，不能讓人對法律規定無所适從。

根據自己參與刑法立法的多年經驗，高先生提出，在刑法立法技術方面，要注意四個問題：一是表述要明确；二是術語要統一、規範，避免刑事立法文本中出現政治口号、俗語等；三是界限要分清、協調好刑法内部條文之間的關系； 四是内容要可行。

在全面修改刑法典的研究過程中，高先生還進一步指出，分則條文要多采用叙明罪狀，對犯罪特征的表述力求明确、具體，注意各種法定刑之間的協調平衡，實現罪刑均衡。

對于我國立法取得的巨大成就，高先生将刑法立法的經驗予以梳理，歸納為九點——第一，刑法立法要從中國實際出發，立足于本國國情； 第二，刑法立法要有理論依據、憲法依據和政策依據；第三， 刑法立法隻宜規定成熟的東西，不成熟的不要定，能寫多少寫多少，逐步完備；第四，刑法立法要能适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便于執行；第五，要做好立法前的充分準備工作；第六， 實行民主的立法程序；第七，要吸收各方面的專家參加立法工作；第八，要密切注意法律執行中的問題，适時進行修改、 補充；第九，為搞好刑法立法，必須學習相關法律、學習相關的政治和法學理論。對于刑法的修訂，高先生認為，在修改刑法的指導思想上必須強調四個方面：一是要适應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的需要，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的正當發展，懲治破壞各種經濟成分的犯罪活動；二是要跟上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建設步伐，運用刑法手段鏟除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各種弊端及腐敗現象，使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更趨民主化和科學 化；三是要總結刑法典施行以來的豐富經驗，将其吸收到刑法典中；四是要注意世界各國刑法改革的總趨勢，借鑒和吸收國外刑事立法的成功範例和刑事司法的有益經驗。

關于刑法立法完善的方向，高先生認為同樣應當注意把握四個方面：一是在刑法的打擊鋒芒上，應着重于懲治嚴重經濟犯罪和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二是在定罪量刑的基礎上，應當由行為社會危害性中心論，轉向以行為社會危害性為主、兼顧罪犯的人身危險性；三是在刑罰制度上，應由較嚴厲的和較封閉的刑罰，适當地向緩和開放的刑罰轉變； 四是在犯罪的适用範圍上，應由隻注重國内犯罪，向同時也注重國際犯罪和跨國、跨地區犯罪轉變。而對于司法，高先生非常重視研究刑法分則中的具體問題與司法實務中的疑難問題，形成了具有務實性、前瞻性的研究風格。基于他精湛的專業造詣，他常常受邀參與最高人 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疑難案件的探讨和司法解釋的草 拟，每年探讨論證案件達數十件，所參與研究的司法解釋包 括了盜竊罪、貪污罪、搶劫罪、尋釁滋事罪等罪名的認定以及減刑、假釋的規範等。

在 20 世紀 90 年代就提出引入判例指導制度解決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的脫節問題。對于量刑的規範化，高先生認為， 定罪是否準确固然重要，量刑是否适當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兩者不可偏廢。随着民主與法制的發展，司法經驗的積累，量刑的精确化問題應該提上議事日程，予以充分重視。他也提出在條件成熟時應當引入數學量刑法、電腦量刑。

2007 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啟動量刑規範化改革，無疑印證了高先生早年提出這一建議的前瞻性。

合作交流

身處改革開放的年代，高先生十分注重引領中國刑法學界走向國際舞台。他曾多次出訪美、英、德、意、法、奧、日、俄、瑞士、澳、新、荷、比、西、韓、土、埃等國，從事講學、考察及學術交流，積極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 借鑒吸收發達國家的先進經驗。

1984 年，高先生和中國刑法學界同人參加了國際刑法學協會在開羅舉行的第十三屆國際刑法大會。先生晚年回憶這段經曆仍稱之為“向往已久”，這是中國刑法首次接觸國際 刑法學協會。

1987 年，受中國法學會的指派，高先生參加了當年 5 月在意大利舉行的國際死刑問題學術研讨會，并在會議期間發表了中國刑法學界對待死刑的主流觀點，闡述了中國在防止犯罪問題上的積極成效，這一發言使國際刑法學界對中國刑法刮目相看，當地媒體争相報道。

此外，高先生還專門向時任國際刑法學協會秘書長的巴西奧尼教授表達了中國刑法學界拟申請加入國際刑法學協 會的意願，得到了協會領導的首肯。之後，由中國法學會報 請國務院領導批準，中國刑法學界于 1988 年正式加入國際刑法學協會并成立中國分會，這一舉措對于中國刑事法學界走向現代化和國際化，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先生于 1999 年至 2009 年，連續兩屆擔任國際刑法學協會副主席（并于 1988 年至 1996 年至2011 年，先後擔任中國分會副主席、主席）。

國際刑法學協會中國分會于 2004 年在北京與中國法學會共同成功舉辦了第 17 屆國際刑法大會，受到了國内外的高度評價，對中國刑事法學界走向國際舞台和國際社會刑事法治的進步産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2009 年，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辦第 18 屆國際刑法大會。高先生因連續兩屆擔任協會副主席而需卸任。但因中國分會的地位和高先生的威望，他在卸任協會副主席後随即被協會聘請為名譽副主席。

2015 年 4 月 15 日，當地時間 11 時 30 分，在卡塔爾首都多哈第十三屆聯合國預防犯罪與刑事司法大會會場上，國際社會防衛學會主席路易斯·阿羅約·薩巴特羅将一項國際性大獎——“切薩雷·貝卡裡亞獎”隆重授予高銘暄先生。國際社會防衛學會設立“切薩雷·貝卡裡亞獎”，旨在表彰全世界在刑事法領域為推動實現法治精神與人道關懷 作出巨大貢獻的賢達之士。高先生的獲獎緣于他“在中國基于人權保障與人道主義刑事政策發展現代刑法學所取得的 巨大成就。他的教學研究培養造就了一大批資深學者，他們 活躍在各世界知名高校，如今已成長為國際學術界的棟梁之材”。高先生是獲得該項大獎的亞洲第一人。

鑒于在學術上的巨大成就和為推動刑法學國際交流所 作的傑出貢獻，2016 年 11 月 22 日，日本早稻田大學舉行儀授予高先生名譽博士學位。在早稻田大學 130 多年的曆史中，總共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僅 137 人。這項殊榮是對高先生在中國刑法學研究以及刑法學國際交流所做貢獻的高度肯 定。

在事後舉行的慶祝活動上，高先生動情地說，他從事這份職業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使中國刑法學能夠早日跻身于世界之林，讓世界承認中國刑法學也有其特色和獨到之處；在學習西方刑法學的好理論、好經驗的同時，要考慮如何消化和應用，歸根結底還是要從我們的國情出發，不囫囵吞棗， 也不生搬硬套。

高先生語重心長地告誡年輕學子，一定要重視刑法學的國際合作交流，要熱心、盡心、耐心，增強勇氣、提高底氣， 既學習他國的長處，又要敢于宣傳自己，不卑不亢，達到雙赢。

70 年前，站在天安門西南側翹首觀看開國大典的學子，如今已是滿頭銀發、精神矍铄的一代學術大家。他是新中國刑法學的主要締造者，是新中國第一代法學教育家的代表， 是新中國建設的“最美奮鬥者”，更是學生們衷心愛戴的老師、工作生活的楷模和永遠的精神力量。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時延安；中國礦業大學（北京）文法學院教師 陳冉

教育系統時代楷模先進事迹

李保國，男，漢族，1958 年 2 月出生，中共黨員、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山區開發與經濟林栽培技術推廣工作。李保國同志生前是河北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李保國同志把太行山區生态治理和群衆脫貧奔小康作為畢生追求，每年深入基層 200 多天，讓 140 萬畝荒山披綠，帶領 10 萬農民脫貧緻富。常年高強度工作讓李保國積勞成疾，2016 年 4 月 10 日淩晨，58 歲的他突發心髒病，經搶救無效去世。李保國同志去世後被追授“全國優秀共産黨員”“時代楷模”“全國優秀教師”“全國脫貧攻堅模範”等榮譽稱号。2016 年，習近平總書記對李保國同志先進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國同志 35 年如一日，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長期奮戰在扶貧攻堅和科技創新第一線，把畢生精力投入到山區生态建設和科技富民事業之中，用自己的模範行動彰顯了共産黨員的優秀品格，事迹感人至深。李保國同志堪稱新時期共産黨人的楷模，知識分子的優秀代表， 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廣大黨員、千部和教育、科技工作者要學習李保國同志心系群衆、紮實苦幹、奮發作為、無私奉獻的高尚精神，自覺為人民服務、為人民造福，努力做出無愧于時代的業績。

《時代楷模發布廳》：http://tv.cctv.com/2016/05/27/VIDEuzLrulXz1nfALReTIyTQ160527.shtml

黃大年，男，漢族，1958 年 8 月出生，中共黨員，著名地球物理學家。生前系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國家“千人計劃” 專家聯誼會第三屆執委會副會長，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9 年，黃大年同志毅然放棄國外優越條件回到祖國，刻苦鑽研、勇于創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補了多項國内技術空白，2017 年 1 月 8 日不幸因病去世，年僅 58 歲。黃大年同志被追授“時代楷模”“全國優秀教師”“傑出科學家”“至誠報國歸僑楷模”“吉林省特 等勞動模範”“吉林省優秀共産黨員”等榮譽。2017 年5 月，習近平對黃大年同志先進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黃大年同志秉持科技報國理想，把為祖國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貢獻力量作為畢生追求，為我國教育科研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他的先進事迹感人肺腑。要以黃大年同志為榜樣，學習他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愛國情懷，學習他教書育人、敢為人先的敬業精神，學習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獻的高尚情操，把愛國之情、報國之志融入祖國改革發展的偉大事業之中、融入人民創造曆史的偉大奮鬥之中，從自己做起，從本職崗位做起， 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貢獻智慧和力量。

《時代楷模發布廳》：http://news.12371.cn/2017/05/27/VIDE1495839241918664.shtml

曲建武，男，漢族，1957 年 7 月出生，中共黨員，大連海事大學公共管理與人文學院 2013 級輔導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師。工作 30 多年來，始終情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積極傳播先進思想文化，不斷探索工作規律，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 方面作出突出業績。榮獲“時代楷模”“全國師德标兵”“全 國優秀教師”“全國高校輔導員年度人物”等榮譽稱号。

曲建武同志愛黨愛教，淡泊名利，以别樣的人生诠釋熱愛 教育和服務學生的至誠情懷。從 1982 年畢業留校擔任輔導員以來，無論從教從政、身處何地何職，始終心懷為黨的事業奮 鬥的堅定信念和為學生服務的宗旨，傾心傾力投身到他所鐘愛 的人民教育事業。他不忘初心，立德樹人，以豐富的經驗身體 力行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在教學中主動承擔本科生思想道德修 養與法律基礎課的教學任務，将培育學生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貫穿教學全過程，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融入教學活動，課上與課下、網上與網下相結合，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潤物無聲、 入腦入心。他潛心鑽研，敬業進取，以學研結合深入探求思想政治工作規律，開通微信、博客堅持為公衆答疑解惑，成為全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領軍人物和權威專家。他愛生如子， 無私奉獻，以家庭般的溫暖悉心呵護學生成長。倡導并出資建立愛心基金，經常深入宿舍和學生家中，幫助解決學習生活和成長中遇到的各種困難，用長者的溫情和師者的深情引領學生在愛國奮鬥、服務人民中成長成才、建功立業。

鐘揚，男，漢族，1964 年 5 月出生，中共黨員，生前擔任複旦大學黨委委員、研究生院院長、生命科學學院教授、博士 生導師，系中組部第六、七、八批援藏幹部，教育部“長江學 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獲得者。曾獲 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全國先進工作者、全國對口支援西藏先 進個人等榮譽。2017 年 9 月 25 日，在出差途中遭遇交通意外

事故不幸去世，年僅 53 歲。

鐘揚同志對黨無比忠誠，對事業無限熱愛，胸懷科研報國理想，畢生緻力于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保護，足迹踏遍青藏高原， 收集上千種植物的 4000 萬顆種子，彌補世界種質資源庫缺乏西藏種子的嚴重不足，為人類儲存下綿延後世的“基因”寶藏； 他全心全意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從教 30 多年來始終将學生放在第一位，立德樹人，愛生如子，甘為人梯，當好學生成長成才的引路人，培養出的一大批學生已成長為國家急需的科技骨幹；他身體力行黨的民族政策，投身援藏，不辱使命，深入偏遠少數民族地區開展教育科技精準扶貧，幫助西藏大學申請到 第一個生态學博士點，帶出了西藏第一批生物學教育部創新團 隊，填補了西藏高等教育一系列曆史性空白；他矢志不渝為人 民服務，積極投身國家生态文明建設和綠色發展，熱心社會公 益事業，在生态保護和科普教育方面貢獻卓著，把生命最寶貴 的時光獻給了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和他最鐘愛的教育科研事業。

張玉滾，男，漢族，1980 年 12 月出生，中共黨員，河南省南陽市鎮平縣高丘鎮黑虎廟小學校長。他自師範院校畢業後，紮根深山 17 年，先後教了 500 多名孩子，培養出 16 名大學生。他任教的小學曾因交通困難，學生每學期的課本都由他 用一根扁擔挑進大山，一挑就是 5 年。多年的鄉村教學工作， 練就了他過硬的技能：手執教鞭能上課，拿起勺子能做飯，握 起剪刀能裁縫，打開藥箱能治病。他用自己的全心付出，照亮 了山區農村孩子們的求學之路，也照亮了孩子們的心靈之路。 他用高尚的品格诠釋了師德的内涵，展現了新時代人民教師的 光輝形象。張玉滾同志曾榮獲“時代楷模”“全國崗位學雷鋒 标兵”“全國師德标兵”“全國優秀教師”等榮譽稱号。

《時代楷模發布廳》：http://tv.cctv.com/2018/09/07/VIDEgOpDMLLLO9JTkrUkJzgw180907.shtml

陳立群，男，漢族，1957 年 11 月出生，中共黨員，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縣民族中學校長、原浙江省杭州 學軍中學校長。陳立群同志信仰堅定、潛心育人，從教近 40年，擔任中學校長 34 年，始終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緻力于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他樂教善教、思維創新，倡導宏志教育，将愛國情、報國志、強國行融入教學和管理，引導學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他不忘初心、至誠為民，退休後婉拒民辦學校高薪聘請，遠赴黔東南貧困地區義務支教，3 年多來培養出一支優秀教師骨幹隊伍，學校辦學質量大幅躍升。他心有大愛、無私奉獻，始終把幫助貧困家庭孩子求學成長作為己任，支教期間翻山越嶺、走寨訪戶， 家訪并資助 100 多戶苗族貧困家庭，足迹遍布台江縣所有鄉鎮， 用義舉帶動更多人開展支教助學。曾榮獲“時代楷模”“首屆全國教育改革創新傑出校長獎”“2018 年中國教育十大人物” 等榮譽稱号。

《時代楷模發布廳》：http://tv.cctv.com/2019/09/09/VIDENZYsdM41FMUc4cPk16eg190909.shtml

盧永根，男，漢族，1930 年 12 月出生于香港，作物遺傳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華南農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前校長。盧永根同志對黨和國家忠誠不渝，從教 60 多年來，始終将愛國奮鬥精神貫穿教學科研和立德樹人全過程，用一生至誠至真的執着行動和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忠實履行了人民教師和教育工作者為黨育人、為國育才的初心使命，為我國教育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曾榮獲“全國模範教師”“全國教育系統勞動模範”“2017 年度感動中國人物”和全國“最美奮鬥者”等榮譽稱号。2019 年 8 月 12 日，盧永根同志因病醫治無效逝世，享年 89 歲。習近平總書記通過中央辦公廳轉達了對盧永根同志逝世的哀悼，并向其家屬表示慰問。2019 年 11 月 15 日， 中央宣傳部追授盧永根同志“時代楷模”稱号，2020 年 12 月3 日，中共中央授予盧永根同志“全國優秀共産黨員”稱号。

盧永根同志愛黨愛教、為國家事業矢志奮鬥，入黨 70 年來，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把入黨日子作為自己另一個生日，罹患重病住院期間，仍堅持與師生共同參加支部學習，是一名 永葆初心的優秀共産黨員，從教愈甲子，将畢生獻給所鐘愛的 教育和科研事業。

盧永根同志潛心鑽研、為造福人民勇于攀登，始終心懷人民群衆飽暖，半個多世紀來奮戰在高等農業教育最前沿，緻力于水稻遺傳育種研究，帶領學科研究團隊共選育出作物新品種33 個，累計推廣面積達 1000 萬畝以上。在他堅守下，學校現擁有上萬份水稻種質資源，成為我國水稻種質資源收集、保護、 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寶庫之一，為國家農業發展和農業教育作出卓越貢獻。

盧永根同志立德樹人、為培育英才鞠躬盡瘁，堅持把育人放在第一位，将種稻育種和傳道育人相結合，以身作則，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循循善誘，在思想上學業上生活上給予充分關注和關心，促進師生成長發展，培養大批高水平現代農業專家。

盧永根同志艱苦樸素、為助教勵學無私奉獻，始終堅持共 産黨員勤儉節約的優良作風，求真務實、勤儉質樸，是一位情 操高尚的師德模範，被譽為“布衣院士”。他對自己近乎苛刻 地節儉，卻将積蓄 880 多萬元無私捐贈學校，設立教育基金； 将祖傳廣州市花都區的兩家商鋪贈與當地羅洞小學作為永久校産；他逝世後，家屬遵其遺願，将他遺體捐獻給醫學研究和 醫療教育事業。盧永根同志至信至誠為教育事業傾獻畢生心力，充分展現了一名新時代人民教師和教育工作者的崇高品格 和價值追求。

《時代楷模發布廳》：http://tv.cctv.com/2019/11/15/VIDES1BF5pLHwjj73Be8IA53191115.shtml

朱有勇，男，漢族，1955 年 11 月出生，中共黨員，植物病理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雲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曾榮 獲“時代楷模”“全國優秀共産黨員”“全國傑出專業技術人 才”“全國模範教師”“全國教學名師”等榮譽稱号。

朱有勇同志入黨 38 年來，始終不忘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産黨員，第一職責是為黨工作，矢志不渝為黨和人民的事業默 默奉獻。他始終牢記初心使命，把個人前途與黨的事業、國家 的昌盛、人民的富裕緊密結合起來，自覺為實現人民對美好生 活的向往而奮鬥。他模範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堅決打赢脫貧 攻堅戰重要指示精神，以強農興農惠農為己任，用自己的科研 成果幫助群衆脫貧緻富，同人民想在一起、幹在一起，真心實 意為老百姓辦實事、做好事、解難事，以實際行動赢得了群衆 的信任和擁護。朱有勇同志積極響應黨的号召，牢記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廣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上”的囑托，主動請纓到深度貧困的瀾滄拉祜族自治縣開展扶貧，把實驗室搬到田間地頭，在當地建立“科技小院”，創辦院士科技扶貧指導班，立足農村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應用，帶領村民發展特色産業， 走出了一條精準有效的科技扶貧之路。4 年時間，他走遍瀾滄村村寨寨、跑遍田間地頭，與少數民族群衆同吃同住同勞動， 受到各族群衆真心愛戴和社會各界高度贊揚，被親切地稱呼為“農民院士”。他無償把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中藥材林下種植核心技術和專利所得，讓企業全部拿出來給農民群衆分紅，诠釋了一名農業科技工作者的無私奉獻精神。

朱有勇同志繼承和弘揚科技戰線的優良傳統，把愛國之情、報國之志轉化為投身科研的實際行動，潛心科研、矢志創 新，取得多項重大科研成果，為國家和人民作出了突出貢獻。 他緊盯農業科技發展的關鍵性技術難題，用 30 多年的時間和精力鑽研攻克了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和生境多樣性控制作 物病蟲害系列重大課題。他構建的冬季馬鈴薯優質高效技術體 系，累計推廣 1131.2 萬畝，促進農民增收 228.8 億元，用科技力量改變民族地區貧困落後面貌。

朱有勇同志恪盡職守對教育事業始終充滿熱情，明道信道、立德樹人，培養了一批批優秀學子和學術帶頭人，在科技扶貧生動實踐中還培養了一大批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和科技緻富帶頭人。他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後，毅然決定捐出個人獲得的 400 萬元獎金成立雲南農業大學“有勇獎學基金會”，激勵了更多師生學農愛農、潛心研究、服務三農。

《時代楷模發布廳》：http://tv.cctv.com/2019/12/02/VIDEGpP6XvErzuHWjt6cVfQf191202.shtml

張桂梅，女，滿族，1957 年 6 月出生，中共黨員，雲南省麗江華坪女子高級中學黨支部書記、校長，華坪縣兒童福利院 院長。曾榮獲“時代楷模”“全國優秀共産黨員”“全國先進 工作者”“全國師德标兵”“全國最美鄉村教師”“全國脫貧 攻堅楷模”“感動中國 2020 年度人物”等榮譽稱号。

張桂梅同志堅守教育報國初心，牢記立德樹人使命，紮根 貧困地區 40 多年，立志用教育扶貧斬斷貧困代際傳遞，傾力建成全國第一所全免費女子高中，讓 1600 餘名貧困山區女學生圓夢大學，托舉起當地群衆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的信心希望。 張桂梅同志堅守初心、對黨忠誠，響應黨的号召，毅然到雲南支援邊疆建設，跨越千裡、輾轉多地，無怨無悔。她創辦免費女子高中，幫助數千名山區女孩改變命運，為國家輸送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學子。她堅決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将堅定的理想信念融入辦學體系，用紅色教育為師生鑄魂塑形。2000 年， 她在領取勞模獎金後，把全部獎金 5000 元一次性交了黨費。她把對黨的忠誠和對人民的熱愛滲透在血脈裡，在她身上充分 體現着一名共産黨員初心如磐的精神品質和至誠至深的家國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