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系中的“夥伴關系”是二戰結束後出現的國際合作新模式，最初是被用以指代同盟關系的西方話語，以此彌補同盟合作的功能不足。其後延伸至政治、安全和經濟領域的具體事務。在此過程中，夥伴關系深入外交領域，成為反對強權政治、結盟對抗的國家運用國際合作建立平等親密外交關系的實踐探索。随着夥伴關系全面性和戰略性的提升，它開始成為“以長期曆史紐帶為聯結，在多種政策領域中有共同利益、共同認知和目标的外交關系”。當前，夥伴關系的實踐模式不斷深化拓展，形式多樣的夥伴關系已在全球範圍内形成彼此交織的局面。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以夥伴關系發展國際合作，在促進自身發展的同時積極融入現存國際體系，并在中國外交實踐中不斷豐富其内涵，使之成為超越冷戰思維、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的重要支柱。1993年，中國同巴西建立第一對夥伴關系；2014年，中國宣布已初步構建全球夥伴關系網絡。2017年，夥伴關系被寫入黨的十九大報告，助力國家深化戰略謀劃和全球布局。截至目前，中國已和93個國家、5個地區及區域組織建立了夥伴關系，極大地拓展了中國的“朋友圈”。

中國夥伴關系的本質是外交關系和國家對外政治活動，它體現着中國的對外交往方式和中國與國際體系之間的雙向互動。過去若幹年來，中國将國際合作框架上升為國家外交框架，以同舟共濟作為發展夥伴關系的大方向，與夥伴國圍繞雙邊、地區和國際事務進行積極溝通、合作與協調，以融入—變革—塑造的方式，不斷推進了與現有國際體系的互動。

中國夥伴關系繼承和發展了當代中國外交思想和主張，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不結盟原則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内涵價值，是新時期中國外交思想的創新發展。

（一）中國夥伴關系的戰略定位

中國外交格局确立了中國夥伴關系的基本框架。20世紀80年代，中國領導人提出“穩定周邊、立足亞太、走向世界”，作為謀求世界和平和中國發展的外交方針。在此基礎上，遵循着“睦鄰周邊，親近亞太，遠聯歐美，廣交非拉，彙入世界，協和萬邦”的外交思路，中國外交逐步形成“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台”的戰略布局框架。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繼續堅持“立足周邊，着眼亞非拉，加強與發達經濟體合作，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通過發展多元化夥伴關系和層次化的全球夥伴關系網絡，處理大國關系、周邊國家關系以及發展中國家關系，不斷深化和優化中國的外交布局。依據十九大報告，中國的夥伴關系包括以下部分：一是大國協調和合作，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框架；二是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系；三是秉持正确義利觀和真實親誠理念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此外，還要加強同各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交流合作，推進人大、政協、軍隊、地方、人民團體等的對外交往。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賦予了夥伴關系以曆史使命。新時期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目标是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建設，促進中國國家實力和影響力的提升。中國夥伴關系将通過深化中國與國際體系及其成員之間的關系，在三個層次上發揮作用：一是作為新型國際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夥伴關系在國家層面探索構建“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的新型國際關系；二是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其他有機組成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在深化對外交往中傳遞并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三是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國家實力和影響力的認可與支持，促進中國崛起從實力提升向地位提升的轉變。

（二）中國夥伴關系的對外交往模式

中國夥伴關系的發展路徑是建立聯系、相互信任、開展合作，最終提升協作。中國夥伴關系通過加強聯系尋求共識，增進互信減少誤會和分歧，促進合作增進認同，開展協作達成共同發展。中國夥伴關系在主權原則基礎上循序漸進地深化國家間戰略共識，不僅在國家層面增進了友好往來，亦在體系層面促進了協調配合。

——中國夥伴關系堅持平等、互惠與共享的基本原則。中國夥伴關系堅持政治平等，尊重各國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以平等的身份參與國際事務；堅持經濟互惠，以科技創新、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來擴大開放型世界經濟總量，在國家共同發展中帶動各自發展；堅持安全共享，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理念保障每個國家的安全，同時也共同分擔維護安全的責任。

——中國夥伴關系追求實現共同利益的目标。共同利益讓夥伴關系具有可持續的生命力，保證關系發展中能夠尊重并符合兩國意願。中國夥伴關系以可持續的國際合作建立長期利益關系，以拓寬深化共同利益為交往紐帶，立足于雙邊關系、地區事務和全球治理的全局性發展，不斷提升夥伴關系的内容與層次，促進與夥伴國利益結構的調整和對接，達到利益交融的狀态。

——中國夥伴關系注重加強關系聯結的紐帶。中國夥伴關系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指引下，注重加強國際體系社會化和成員間彼此聯系與認同，這有利于形成道德和機制的雙重規範，在國家間長期博弈的互動中加強彼此約束，為開展合作建立有序基礎。為此，中國夥伴關系注重突出曆史和地緣聯系，為夥伴關系建立身份認同尋求共識。中國夥伴關系中因而存在頗具人情味的定位表達，如“好鄰居”“好兄弟”“好朋友”“好夥伴”“好同志”“親密夥伴”“南南合作的典範”以及“不同發展道路國家之間關系的典範”等，這既增進了夥伴關系的情感認同也讓夥伴關系建設更具靈活性。

——中國夥伴關系逐步走向機制化的道路。作為中國在開展雙邊和多邊合作的組織形式，夥伴關系以聲明和備忘錄的形式确立夥伴關系定位，以總理定期會晤、政府磋商機制、高級别聯合委員會以及各級别交流與合作機制保持國家間關系往來和溝通渠道并通過能源、投資、人文、經貿、地方、執法安全、戰略安全等領域的合作得以實踐和深化。在确立雙邊交往框架的同時，中國夥伴關系在地區和國際層面利用多邊合作平台，如聯合國、世界銀行、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等，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國際空間傳播，并利用國際機制促進各國戰略對接，這就讓夥伴關系不僅服務于雙邊關系的發展，亦強化了國家間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協調與配合。

（三）夥伴關系與同盟關系的比較研究

夥伴關系不可避免會将它與同盟關系進行比較，混淆二者的内涵容易形成“中國夥伴關系沒有實質意義”“戰略夥伴關系是準同盟”等認識偏差，這對正确理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的夥伴關系非常不利。

同盟關系是重要的國際關系形式，主要有在雙邊和多邊結構中圍繞安全合作建立的軍事同盟、政治同盟和促進經濟一體化的經濟同盟。同盟是國家權力均勢的産物，是有關國家在競争中為了提升本國的相對權力并防止對方權力的增加，與第三國建立的權力聯合。當前國際體系中的同盟關系體系主要是遍布全球的美國同盟體系。

從對外關系角度看，中國夥伴關系與美國同盟關系具有本質不同。前者是以經濟發展為驅動的互利共赢共同體，具有包容、共赢的特點；後者則是以安全防禦為驅動的軍事安全共同體，具有排他、對抗的特點。中國夥伴關系是建立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框架下，以經濟利益為核心，其追求在于共同體内部的吸納，而非一緻對外，為此夥伴關系以共同利益彌合敵我分歧，逐步淡化國際秩序的霸權主義和等級結構的色彩。西方的夥伴關系在“民主和平論”的基礎上達成關系内部的安全利益和民主認同，并通過強化聯盟體系來維持集體安全，但這并不能根除大國競争或軍備競賽的外部威脅。這種本質差異表現在外交關系上就是：中國在對外關系中沒有敵對國家，認為沒有達成夥伴關系的國家不是威脅對象而是潛在的合作夥伴；美國在對外關系中則始終認為有對其和盟友造成威脅的競争者和敵對勢力。實際上，二者差别也産生了面對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态開展對外交往的不同路徑：夥伴關系選擇尊重差異，在發展中緩和分歧，着力應對共同問題；同盟關系則傾向于遏制安全威脅的發展，這在實踐中加重了國家間相互制衡，埋下了人為構設的沖突隐患，并限制了新興國家的發展空間。

對中國和美國來說，夥伴關系網絡和同盟關系體系分别對兩國的大國外交起到了重要的外部支撐作用。與此同時，美國的對外關系體系中不隻有同盟，還有夥伴關系，即美國外交體系中按友好程度依次為同盟、朋友、夥伴及其他外交關系，美國通過夥伴關系發展國際合作，調節同盟關系的功能，鞏固安全合作網絡。對于中國來說，将排他性的同盟關系融入其人類命運共同體下的外交關系網絡中，這在未來仍沒有多少可能性，中國會在夥伴關系框架下，繼續促進經濟與安全領域相互交融的競争與合作。

中國夥伴關系的核心價值在于合作共赢，其主旨在于：以增進國際合作來順應全球化進程，以利益交融驅動友好往來，以權力擴散深化相互依賴，以此扭轉傳統對外交往中零和博弈的局面，實現夥伴關系的互利共赢。

針對中國以合作形式開展外交關系，人們之所以存在較多的疑慮，是因為中國的夥伴關系究竟如何在合作中實現互利共赢和推動中國外交。這不僅是夥伴關系表述問題，而是現有的中國夥伴關系合作已經出現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中國對外發展夥伴關系需要面對下述理論和現實挑戰：

一是經濟合作在緩和大國權力競争方面存在有限性。時殷弘在分析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的競争與合作時發現，經濟上的合作互惠或互相依賴的緩沖作用有其限度，并且合作本身也會産生重大矛盾、猜疑和戰略糾葛，“經濟優勢的存在勢必導緻對戰略優勢的追求，經濟劣勢的生成則難免引發對喪失戰略優勢的恐懼”，于是就會出現經濟/戰略協同關系造就的戰略競争性和對立性。

二是夥伴關系合作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仍可能引發競争，産生消極的戰略影響。林民旺在研究印歐戰略夥伴關系時指出，因印歐貿易結構與中歐貿易結構相近，2013年印歐戰略夥伴關系“受阻”對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系形成利好；印歐關系受阻後，印度強化了與美國、日本的外交關系，在地緣戰略上向中國施加更大壓力。

三是夥伴關系合作對夥伴國可能未達到預期的影響力。中國在與發展中國家發展夥伴關系中投入了大量的技術和資金支持，但在一些合作中卻出現了對方的投機行為，即夥伴國樂于利用中國無附加條件的資源，一旦出現更好外援，則會放棄與中國合作。這反映了夥伴關系之間的合作并不必然形成關系黏性，并進一步轉化為相應的身份認同。與此同時，一些夥伴關系合作在實際操作中因該國國内複雜的政治、社會、文化和自然環境因素或其他原因，影響了合作進程，進而使中國國家形象和夥伴關系實踐受到诟病。

當前，我國夥伴關系實踐仍處于探索階段。如果夥伴關系在戰略設計上存在不足，将難以保證中國和夥伴國的相互交往都能達到預期目标。為此,需要深入探析中國夥伴關系中的利益分配和權力流動，洞察中國夥伴關系的運行邏輯。

（一）利益分配

共同利益是中國夥伴關系開展合作的驅動力量，是相互依賴狀态下國家利益存在共性或趨同的部分，由共同收益和共同威脅所構成,并通過雙邊、多邊和全球三個層次的互動得以達成。中國夥伴關系正是要避免簡單的“好和好或惡與惡交換”互惠，實現基于不同合作目的、共同發展方向的各自利益，處理好由絕對利益和相對利益聯結的國家利益和國際利益。

首先，中國夥伴關系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指引處理利益關系。若将夥伴關系網絡看作是以共同利益維系的共同體，那麼同質利益合作和異質利益合作就會并存其中。同質利益合作意味着在中國以合作互惠或戰略布局發展夥伴關系時，對方也有這樣的需求，因而可以同向而行，達成合作共識。在這樣的合作中，即使國家實力、發展訴求存在差别，但因為利益的同質性，合作雙方可在合作中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協調彼此行動，從而在合作中形成協作、搭便車等狀态。異質利益合作意味着合作雙方在自身發展和戰略布局中存在需求差異甚至存在競争關系，但基于彼此對沖突和競争的共識性認識而願意以和平方式緩和或化解分歧，因而可以開展補償性合作，即在協商中利益受損的一方可以在其他領域的合作中得到補償，或合作一方立足長遠，暫時讓步部分利益以避免沖突，使彼此能夠維持或改善合作現狀。

其次，中國夥伴關系以發展式的合作處理絕對利益分配。針對由于異質利益的存在而在單次具體合作中可能産生的絕對收益不均衡的現象，中國夥伴關系應保持發展的動态性，應根據兩國關系的發展現狀與實際需要而适時調整夥伴關系合作框架，不斷增進國家間合作内容，從而在長期發展中維護夥伴國彼此收益。當前中國夥伴關系主要基于共同利益從經濟領域起步，擴展至安全、政治以及文化等領域，并不斷深化合作程度。這既是保持夥伴國在發展中受益，也是将經濟關系作為夥伴關系的基石，保持國家關系的穩定性。

最後，中國的夥伴關系通過在多種合作領域和層次間積極進行利益調試來處理相對利益分配。針對異質利益的補償性合作，中國夥伴關系應面向發展大局，以雙邊合作帶動區域和全球層面的雙邊和多邊協作，進而整合各領域各層次的合作不斷拓展利益空間，推動國家關系向戰略性深化。

（二）權力流動

當前中國夥伴關系以經濟往來為主要内容，但夥伴關系核心仍是政治,是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在夥伴關系的各領域各層次合作中的有序運行。中國要通過夥伴關系積極融入并塑造國際體系，為國家間共同發展營造良好國際環境，減少因大國權力不公正、不合理運行所導緻的關系緊張、資源不均等問題。為此，中國在夥伴關系合作中通過調整國家權力流動，促進國家間權力有序轉移和多元擴散，以此保證夥伴關系的地位平等和公平正義。

在國際體系形成以來，國際社會的權力主要在大國間流動，通過大國間的權力競争，形成了一超多強、兩極争霸、多極制衡等形态的國際格局。在權力轉移的探讨中，研究人員主要關注的是發生權力轉移中國家的狀态，以此作為是否會出現沖突的依據。在近年關于“修昔底德陷阱”問題的讨論中，國内學者已指出其思想誤區及其在解釋中美競争關系中的不适用性，并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出發提出了中國方案以超越對“修昔底德陷阱”的認知。與此同時，權力轉移研究中還應繼續細化權力的類型，以權力的多态性探讨權力轉移的發生方式與方向。

邁克爾·巴尼特和雷蒙·杜瓦爾認為權力是社會關系的産物，即權力是在社會關系本身和互動的影響下，行為體決定其生存和發展的能力。國際社會中的權力在制度規範和行為體互動兩個層次下通過直接或間接、特定或普遍的關系中形成并發揮作用，權力被分為“強制性、機制性、結構性和生産性（或建構性）的權力”。邁克爾·曼認為權力是通過支配人們的環境以追逐和達到目标的能力，并将之分為廣泛性、深入性、權威性和彌散性四種權力類型,尤其強調彌散性權力是指“散布于人口之中，讓人服從于它而渾然不覺的權力”。這實際反映的是權力的擴散和滲透。福柯在關于權力的存在及其本質的陳述中進一步認為權力無所不在，且具體入微。在整個現代社會，彌散性的權力已經侵入生活各個方面。對權力進行社會性的考量，說明了權力有多種運作形式，這為不同國家都留有了表達自主意願的空間，也凸顯了法律規則對權力的規範作用。

當前，除了大國之間的權力轉移，國際社會中的權力還有兩種流動方向：其一是從西方國家向非西方國家擴散；其二是從大國向中等國家和小國甚至非國家行為體流散。這不僅促進了國際體系的多極化趨勢，也促進了政治權威的多元化和分散化，表現為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意願等。這一切都為夥伴關系實現合作共赢提供了權力基礎。在此意義上，夥伴關系将避免因國家實力不對稱等權力因素影響國際合作中正常的利益分配。這需要中國在發展夥伴關系中革新權力流動的理念，不盲目參與大國權力競争而陷于發展困境，在權力有序轉移和擴散中促進國家間良性競争。

（一）多元化的中國夥伴關系類型

當前，中國建立了不同稱謂的夥伴關系，并在合作中深化和升級與夥伴國的信任與合作。中國與不同的國家發展夥伴關系進展不一，使中國夥伴關系整體上呈現“百花齊放”的狀态，這既是夥伴關系在操作層面的落實效果，更是夥伴關系在戰略層面的長遠布局。

中國夥伴關系有三種構建和形成方式：建立、深化（加強）和升級。建立是中國與夥伴國達成夥伴關系；升級是提升夥伴關系的層次；深化（加強)則是在現有夥伴關系層次上繼續深入夥伴關系合作。目前中國夥伴關系還未出現降級或終止的情況。

在夥伴關系建立和發展中，中國夥伴關系大體分為友好夥伴關系、合作夥伴關系和戰略夥伴關系三個層次。友好夥伴關系是初級的夥伴關系，夥伴國之間在獨立自主、維護彼此核心利益和開展國際合作上具有共識。合作夥伴關系根據兩國關系實際情況，在共同利益之上逐步建立發展方向和框架,能夠在具體領域展開有實質内容的合作。随着國家合作的深入和互信的達成,雙方對彼此的關系定位有較高期望，而中國對外達成的戰略夥伴關系，已超越具體領域的合作，是基于彼此的國家戰略和區域、國際形勢，建立起長期穩定的戰略合作機制，從而可以實現在彼此、地區和國際事務中開展長遠的合作與協作。

在每個層次的夥伴關系下，還有更為進一步的外交話語修飾，有針對性地描述夥伴關系所處狀态，這包括以全天候、全面性和全方位描述合作範圍，以協作和合作描述合作程度，以新型與創新、互利與互惠等描述合作特點等。

我們較難從當前夥伴關系的類型和合作内容上區别夥伴關系的性質。首先，夥伴關系的合作内容主要根據不同類型國家交往的實際情況展開，同類别夥伴關系不易比較其中的差異。其次，簽訂夥伴關系的聲明可能與達成夥伴關系實踐存在時間間隔,這使得國家交往的實際情況并不限于定位表達。最後，夥伴關系處于動态發展中，一些夥伴關系雖然可能存在現實阻礙，但仍有提升的空間。應該說，中國夥伴關系的類型反映了雙方既立足長遠又基于現實的關系定位，這是由兩國國家實力、資源禀賦、戰略共識以及共同利益所決定的，同時受到現實戰略和操作層面因素的影響。盡管如此，現有夥伴關系類型體現了中國在發展夥伴關系上有較強的類别意識，形成了夥伴關系在親疏程度上的差異性。這凸顯了一些國家和地區具有更高的戰略意義，更能為夥伴關系網絡化發展提供有力支持。一些與中國尚未建立夥伴關系或夥伴關系層次有限的國家，仍也可依托多邊組織和機制的合作框架與中國展開合作。

（二）層次化的中國夥伴關系網絡建構

近年來，中國積極在夥伴關系框架下同各國各地區在不同領域展開友好往來和國際合作，逐步建立起遍布全球的中國夥伴關系網絡。中國在全球範圍主要依據地緣、經濟、安全和人文關系的自然情況來發展夥伴關系布局,建立以中國為核心向外擴散的夥伴關系網絡，這表現為四個地理空間上的同心圓（如圖1所示）。

第一圈是周邊國家，目标是穩固周邊局勢，維護中國國家安全。中國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在周邊國家框架下處理與中亞、東亞、東北亞等區域國家的關系，并不斷拓展周邊外交的内涵，打造大周邊外交。中國已在周邊地區發起了建設周邊命運共同體、中國—東盟共同體、東亞共同體等多項倡議，并積極開展雙邊和區域自貿區建設，發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穩固中國在東亞地區的經濟中心地位。

第二圈是歐亞大陸，主要是為防範西亞、中東地緣風險，加強亞太地區和大西洋地區的連結。在中國向東發展面臨較大的地緣阻礙的情況下，需要依托“一帶一路”，穿過中亞、西亞連接大西洋區域和亞太區域，打破熱點地帶對兩大區域的阻隔，拓展中國國際戰略空間。當前，“一帶一路”發展了陸上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和冰上絲綢之路三條路線，以此深化各區域之間在物資、政策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往來，加強不同區域間的溝通與融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中國夥伴關系存在較高重合度，這表明夥伴關系也是“一帶一路”發展的重要依托。

第三圈是大國關系，旨在增進與北美、歐洲、大洋洲等區域國家間的南北對話。中國緻力于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系框架，積極同美國發展新型大國關系，同俄羅斯發展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系，同歐洲發展和平、增長、改革、文明夥伴關系。在此範圍，中國不僅重視與大國發展夥伴關系，也與本區域次要力量建立夥伴關系，為夥伴關系區域網絡建立支點。

第四圈是發展中國家，緻力于擴大與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發展中國家的南南合作。中國以正确義利觀為指引，尊重多元文明，維護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傳統友誼，力求優勢互補，共同面向未來，其中中阿戰略夥伴關系、中非戰略夥伴關系以及中拉全面合作夥伴關系都是夥伴關系網絡的重要建設依托。夥伴關系網絡中的每個同心圓并沒有明确的界線，彼此存在範圍重疊，雙邊和多邊夥伴關系穿插其中，由此形成了中國的非均質輻散式複合型夥伴關系網絡。中國夥伴關系網絡将加強歐亞非大陸融合和全球陸海空間的整體命運聯結，但這不會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國家關系網絡的單方面成長，而是各國對體系發展意願的共同體現。

夥伴關系需要管理。首先，盡管中國夥伴關系帶動了國家間經濟聯系和政治參與，但這種合作能否如預期那樣支持認同人類命運共同體、認同中國的發展，仍是不确定和不可控的。其次，從夥伴關系的内部看，國家之間的夥伴關系盡管在發展，但仍會存在短期難以消弭的曆史問題、制度觀念差異以及涉及領土争端等核心和重要利益的分歧，這可能會導緻關系産生不夠穩定牢固且具有脆弱性和複雜性的現象。最後，夥伴關系會在雙邊、地區和國際層面産生新的疑慮和競争問題。加強關系管理是為了保證夥伴關系的穩定長遠發展，使中國與夥伴國共同利益能夠契合夥伴關系的發展目标，并避免負面影響而使夥伴關系産生敏感性和脆弱性。通過加強夥伴關系管理，一方面在于促進夥伴關系網絡更好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在于防範夥伴關系網絡中的問題和風險。

（一）中國夥伴關系網絡中的國家分類

在時間和資源相對有限的情況下，中國無法與所有國家都充分發展夥伴關系，應根據中國與夥伴國彼此利益訴求、戰略定位，對夥伴關系網絡中的夥伴國進行進一步的類别細化，有重點地發展夥伴關系，使夥伴關系網絡在促進中國外交上達到整體最佳狀态。為此，可在中國夥伴關系網絡中将夥伴國分為四類：

——節點國家。它們是夥伴關系網絡中的區域主要力量、與中國關系密切的次區域力量以及處于網絡重疊位置的國家。區域主要力量和次區域力量在不同地緣圈、文化圈、經濟圈占有重要地位，處于網絡重疊位置的國家同時也存在于多個交往框架内，具有較多的自然、經濟和關系資源。這三類國家對區域和國際事務的影響力較大，中國需要與這些國家在戰略上保持積極的溝通與合作。

——支點國家。它們與中國有較多曆史淵源或現實利益聯系，并與中國具有較多的戰略共識和身份認同，能夠為中國發展提供有力的戰略支持和資源支持。

——風險國家。是指因自身發展或區域環境存在政治、經濟以及安全領域的風險而可能影響夥伴關系發展的國家。對此，中國需要基于雙邊、地區以及體系環境等因素的綜合考量予以充分重視，做好風險防範工作。

——參與國家。即與中國建立夥伴關系的大多數國家。這類國家可能自身的資源禀賦和中國的合作相對有限，但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和中國的大國地位需要得到它們的支持和認可。在此基礎上，可基于兩國發展的戰略需要，通過開展合作、控制分歧，不斷為彼此發展帶來新機遇。

（二）中國夥伴關系網絡的管理指标

管理中國夥伴關系的總體目标在于保持夥伴關系的健康發展、夥伴關系網絡的持續運作，進而助力于中國外交戰略目标的實現。為此，夥伴關系管理的重點在于提升夥伴國共同利益的契合度、加強夥伴關系的穩固性以及管控夥伴關系的競争性三個方面。

——加強穩固性。提升夥伴關系的穩固性是為了夯實夥伴關系的發展基礎，降低雙邊關系的脆弱性與敏感性。夥伴關系的發展基礎是兩國根本利益，它又會根據國家發展意願不斷深化拓展。夥伴關系的脆弱性表現在高等級事務會讓步于低等級事務，敏感性表現為夥伴國發生問題或區域形勢變化對夥伴關系的影響程度。中國的夥伴關系框架主要在于開展經濟合作，出現涉及安全的問題時就會影響國家關系的穩定性，這是當前夥伴關系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提升親密性。中國與夥伴國在合作中彼此受益，并有重點地在夥伴關系網絡中布局支點和節點，這種合作和側重是為了使夥伴國對中國的發展和主張有更多的認同和支持。對此，可通過觀察評估中國與夥伴國開展合作的領域、深度、機制建設和在重要國際事務、熱點問題上的相互支持程度，予以衡量并做出改進。

——管控競争性。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國家間競争是難以避免的。立足于超越冷戰思維的夥伴關系，要提升對競争發展的控制能力并增進處理競争的協調能力。在具體的管理中，中國要注意區分夥伴關系内部和外部的競争、與大國和小國的競争，以及不同領域間競争與合作的相互影響。

這三組管理指标可以很好檢驗中國夥伴關系的發展深度，即在國際社會轉型進程中，國家是基于何種發展意願與中國建立夥伴關系：是将中國作為重要的戰略合作夥伴、存在利益沖突的競争者抑或是一時的經濟、安全合作夥伴？這些都需要通過一定的指标體系來進行評價和确定。

（三）中國夥伴關系的管理路徑

中國發展夥伴關系，要始終堅持服務于提升中國國際地位和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目标。要根據中國的國際地位變化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推進程度來評估夥伴關系的功效，并有針對性地加強管理。

——結構化。加強夥伴關系的結構化就是在夥伴關系的類别和指标管理的基礎上，使夥伴關系網絡更有層次性。作為大國，中國的夥伴關系網絡涉及較多成員，具有高度中心性，因而需要有足夠多的節點和合理的結構布局，并在現實發展中将此突顯出來。為此，中國要基于夥伴關系網絡成員類别和管理指标，給予夥伴關系網絡更為清晰的層次定位；在同一層次中，将支點國家和節點國家均勻嵌于其中，并進一步細化不同國家在夥伴關系網絡中的作用。

——功能化。中國需要基于夥伴關系在中國外交中的功能定位，提升夥伴關系網絡的全面性和戰略性布局的完善性，進而明确不同區域和不同類型的夥伴關系的功能，從而更好地确定中國夥伴關系的成本投入，其中包括需要投入哪些資源、資源之間如何分配和轉化等。

——機制化。中國在發展夥伴關系中要逐步機制化，促進夥伴關系話語轉為規範性權力。這首先是為了便于開展夥伴關系框架内的溝通與合作，降低溝通成本；其次是為了強化夥伴關系氛圍，帶動關系的持續建設；再次是為了在形勢變化後确保夥伴關系的内核仍能發揮作用，降低風險成本；最後是為了通過機制建設情況明确夥伴關系所處狀态。

十八大以來，中國外交賦予夥伴關系以新定位。随着中國夥伴關系網絡布局的完成，中國應加強對夥伴關系和夥伴關系網絡的管理，讓夥伴關系網絡在促進中國發展和國際體系轉型中都能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學界對夥伴關系研究剛剛起步，本文僅基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的夥伴關系實踐建立了分析框架，還有更多理論和方法問題有待進一步地探讨和驗證：首先，如何基于國際合作和國際關系視角為中國夥伴關系構建理論基礎，解釋并指導中國夥伴關系實踐；其次，如何量化夥伴關系分析框架和管理指标，建立夥伴關系模型，從而更為科學地觀測夥伴關系網絡；最後，如何将對夥伴關系的理念設計運用于中國外交中，幫助處理中國外交的現實問題。總之，要基于現實需要，從理論、方法和曆史三個方面繼續推動對中國夥伴關系的研究,既要關照到每一對夥伴關系的特殊性，亦要将其置于夥伴關系網絡中，看到關系變化的聯動效應，整體性地做出科學決策。（注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