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70年來，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經過幾個階段性的發展變化，正在迎來一個全面發展的新時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70周年之際，回顧和展望70年來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曆程，具有非同一般的現實意義。由于冷戰的終結和中國等一批非西方國家的崛起，不僅改變了世界經濟與政治力量的對比，對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提出了挑戰，同時也對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種種假設和前提提出了挑戰，為新時代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一、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的起始
中國共産黨人一直十分重視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建國之前，毛澤東同志就撰寫過一系列有關國際形勢的文章和著作，并對中國共産黨奪取全國政權的戰略和策略進行過深刻的闡釋。建國之後，以1979年為标志，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可以分成兩個時期。1979年之前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的起始階段，1979年之後為中國國際關系學科迅速發展和制度化建設時期。1950年，中國人民大學最早建立了國際關系科（外交系）；1955年，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有關指示，以中國人民大學外交系為基礎，成立了直屬于外交部的外交學院。1964年，根據黨中央《關于加強研究外國工作的報告》（中發【63】866号）的文件精神，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政治系改為國際政治系，複旦大學設立了國際政治系。梁守德先生認為這标志着中國國際關系學科建設的開始。“老三家”在學術研究上各有側重：北大國際政治系側重亞非研究，人大國際政治系側重蘇聯、東歐研究，複旦大學國際政治系側重歐美研究。從這種“分工”也可以看出當時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重點和力量分布。與此同時，一批國際問題研究機構也陸續在中國高校和黨政機關建立起來。文革期間，中國的國際關系學科建設也遭遇嚴重損失，幾乎陷入停滞狀态。但這一時期中國領導人對國際關系的變化依然保持着高度關注。毛澤東同志在1974年提出了“ 三個世界”的理論，在世界上産生了極大影響。另外，從建國開始，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中國在反對美蘇争霸和支援亞非拉人民的鬥争方面投入了很大精力，翻譯出版了大量有關蘇聯和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和曆史著作，但對美國重量級戰略思想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關注。喬治·凱南、迪安·艾奇遜、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華爾特·惠特曼·羅斯托、亨利· 基辛格、赫爾曼·康恩和小阿瑟·施萊辛格等人的著作也被翻譯出版，還有“内部發行”的，如亨利·基辛格的《核武器與對外政策》和《選擇的必要》等。這些都為改革開放之後國際關系學科的建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二、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迅速發展與制度化建設
1978年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迅速改變了中國的精神面貌，國際關系學科進入了一個迅速發展和制度化建設時期。1979年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開的黨的理論務虛會上指出：“政治學、法學、社會學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們過去多年忽視了，現在也需要趕快補課”。國際關系的學科建設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之下迅速發展起來。
首先，國際關系學科的“制度化”建設不斷取得進展，使中國發展為當今世界國際關系人才培養和學術研究的重鎮。國際關系學是一個比較年輕的學科，一般都把1919年英國威爾士大學阿伯裡斯特威斯分校國際關系教席的設立，作為這門學科誕生的标志，也是“制度化”建設的開始。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除了“老三家”的國際政治系相繼“升格”為國際關系學院之外，多數教育部直屬重點大學和部分省屬大學都開設了國際政治專業，并相繼建立了國際關系學院，一大批綜合性、區域性和專業性的國際關系研究機構、學術雜志和學術組織也已經創辦起來。國際關系領域的學術會議更是“琳琅滿目，目不暇接”，全國性、區域性、專業性、專題性、國際性的學術會議幾乎每天都有。越來越多的西方國際關系學界領軍人物頻繁造訪中國，與中國的學者和學生對話。中國學界的聲音已經越來越引起西方學界的重視，中國人對世界的看法，已經不容忽視了。
第二，中國國際關系學界一直以中國與世界關系的變化為主線，解讀世界局勢的發展變化，為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和平崛起提供智力支持。從建國初期對蘇東國家和亞非拉的關注、對世界無産階級革命可能性的探讨，到對“三個世界”理論的闡釋、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的批判；從對“後冷戰”時代世界大勢的跟蹤和推測、對蘇東巨變曆史和現實根源的挖掘，到對國家利益定義的争論、對中國和平發展“機遇期”的研判；從對中國“和平崛起”可能性和戰略選擇的争論，到對中國的國際定位與國際體系和世界秩序之間關系的争論，及至最近對中美關系“質變”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論，等等。對于當今世界面對的許多問題，中國學界的研究與國際學術界同步，甚至發揮着引領作用。如有關“曆史的終結”和“文明沖突”的讨論，有關“新安全觀”的讨論，有關環境、資源和“人口爆炸”與人口老齡化的讨論，有關“全球化”“逆全球化”和“新全球化”的讨論，有關智能信息技術對國際關系的“颠覆性”影響的讨論，等等。中國國際關系學者的著作和論文，不僅對中國政府内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相關的背景知識和政策建議，而且也對塑造中國社會的開放心态和世界眼光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第三，在學習和批判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基礎上，堅持以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構建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的努力已經取得初步成果。陳樂民、陳漢文、倪世雄和金應忠等老一代學者引介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著作，拓展了中國學界的視野。王逸舟等中生代學者的著作為厘清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脈絡和學派分野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學習、批判和借鑒的過程中，中國學界也直接參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最新思潮的讨論，如對米爾斯海默進攻性現實主義、溫特建構主義和約瑟夫·奈軟實力理論的讨論和争論。21世紀初以來，中國的國際關系學進入了研究方法自覺和體系性理論創新階段，産生了以秦亞青“世界政治的關系理論”、趙汀陽“新天下主義”、閻學通“道義現實主義”(閻學通并不贊同“中國學派”的提法，認為國際關系理論是普世性的)和上海學派的“共生理論”為标志的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的最新成果。這些成果不僅在中國學界産生了很大影響，而且也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它們解讀國際關系理論的視角、方法和邏輯不盡一緻，但都是在汲取了中國的思想文化和曆史經驗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整體來看，在學習、批判和借鑒的過程中，主要以中生代學者為領軍人物的國際關系理論各個分支也都發展起來，其中包括當代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國際政治經濟學、建構主義、英國學派、女性主義、國際政治心理學、國際關系的定量分析和智能信息技術與國際關系等。現在的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可以說是“五世同堂”：一批20世紀40年代出生的國際關系學者依然筆耕不辍，活躍在各種學術會議上；而一批80年代出生的學者也已經成長起來，成為國際關系學界的有生力量。許多到訪中國的西方學者都對中國有如此多的學生和學者癡迷于國際關系學感到震驚。這或許是迅速崛起的中國獨有的現象。2003年約翰·米爾斯海默第一次到訪中國的時候說，隻有真正的世界大國才能産生真正意義上的國際關系理論，過去是英國和美國，現在輪到中國了！
三、中國國際關系學科的發展趨勢
21世紀初以來，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形勢已經發生了曆史性變化。美國和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正在解體，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變局，而中國的崛起被視為這個變局最主要的推動力量。如何解讀這個正在變化着的世界，既是國際關系學面臨的重大課題，也是學科理論創新難得的曆史機遇！
首先，如何解讀當今世界已經成為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起點。近年來，國際形勢變化頻仍，“黑天鵝”和“灰犀牛”事件不斷，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不确定的世界”。一方面，大國競争加劇，地區沖突頻仍，西方發達國家社會的“極化”推高了民粹主義浪潮，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加劇了世界的分裂，國際關系似乎正在重回一個大國對抗和地緣政治沖突的時代；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已經使世界各國、各地區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世界在經濟、安全和環境等方面實際上已經“一體化”了。世界各國之間，特别是主要的貿易夥伴之間，已經形成了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利害關系。可以說，這個世界既不是1919年的世界，也不是1949和1989年的世界，而是一個已經被冷戰後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的深入所重新塑造過的世界。在這個過程中，“中心”與“外圍”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曆史性變化，非西方大國進入到了“中心”。新的力量對比正在塑造一種新的國際關系格局，美國和西方的世界主導地位已經喪失，但西方國家特别是美國還難以認同新現實，世界正處在一個新的“分”與“合”的十字路口：“分”的必然結果是世界重新陷入大國紛争，群雄并起，地區沖突不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體系陷入更加無能為力的狀态；“合”的必然結果是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重新定位彼此的關系，在改善全球治理體系方面形成更多的共識，共同推進一種開放、包容和多元的世界秩序。習近平主席早就指出世界發展正處于十字路口，并為破解當今世界治理的難題提出了幾個“中國方案”，其中包括亞投行的建立和“一帶一路”倡議的施行，核心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國家之間實現共赢共享。習近平主席的觀點和主張已經在世界上引起強烈反響，2018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主題就是“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運”。但“分”的沖動與“合”的趨勢還要磨合很長時間。面對這樣一種國際關系的“新常态”，國際關系學原有的概念、觀點和理論有的可能已經“過時”了，有的需要被賦予新的涵義。如何定義這樣一個世界，如何解讀這樣一個世界，如何為這一世界問題的解決尋找答案，已經成為人文社會科學，特别是國際關系學所面臨的重要任務。
其次，如何超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局限，應該是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或“中國學派”題中應有之意。國際關系學誕生于一戰之後，一般都把1919年英國威爾士大學國際關系教席的設立，視為國際關系學誕生的标志。但正如有西方學者所指出的那樣，20世紀初産生的國際關系學是歐洲曆史經驗的産物，體現的是世界體系中“核心”國家的意志，帶有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色彩。二戰之後，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重鎮從英國轉到美國，逐步形成“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三大流派，并在國際學術界形成“主流”地位。人們所說的“國際關系理論”幾乎就是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但冷戰在1991年以蘇聯的解體的方式終結，遠遠超出了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預期，讓美國的國際關系理論家們陷入尴尬境地。冷戰後“建構主義”的興起，為美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有關“建構主義”辯論的“高潮”過後，“範式之争”就歸于沉寂，以至于有人發出了“國際關系理論終結了嗎？”的質疑。世紀之交“英國學派”的複興，把曆史的和社會的因素重新注入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彌補了美國學派的一些不足。但新一代英國學派的領軍人物巴裡·布贊依然反複強調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重大缺憾，即“現代主義、非曆史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無政府偏好和國家中心主義”，并呼籲把非西方國家的曆史經驗納入到國際關系理論重構的嘗試中來。他和阿米塔夫·阿查亞構建“全球國際關系學”的努力，可以被看成超越西方傳統國際關系理論之舉。
實際上，無論是西方學者“創新”國際關系理論的努力，還是非西方學術界正在構建“特色”國際關系理論的嘗試，現在都面臨一個“繼往開來”的重要時刻。在這之中，既有對以往國際關系理論的反思和批判，也有面向現實和未來的超越和創新。有幾個問題有可能成為創新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的突破口。
1.澄清“民族國家”的誤區，構建新的國家理論。一戰結束之後，随着非殖民化運動的延續，大部分非西方地區都按照“民族國家”的形式組織起來。西方學界發明的“民族國家”概念，是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基本概念。在國際關系理論中，“民族國家”被視為“類似的單位”，并被認為無論它們有何不同，都會在國家建設的進程中被“同質化”。但在當今世界，真正按照西方标準組建起來的“民族國家”并不多，多數國家都是多族群的共同體。這些共同體在“轉變”為“民族國家”之後，有的發展迅速，成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更多的則挫折不斷，在國家建設的路上踯躅前行多年，甚至反複陷入到族群戰争和國家解體的危機中去。總之，國家之間由于地理位置，資源禀賦，族群構成，宗教信仰和價值取向等方面的不同，特别是在“前民族國家時代”曆史經曆方面的巨大差異，國家之間千差萬别，并沒有引起人文社科學科學者的足夠重視。國家類型的區分乃至國家理論的重構勢在必行，并将成為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出發點。
2.總結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曆史經驗，加入到國際關系理論的闡釋中來。19世紀以來歐洲國際體系的全球擴張，推動了以威斯特伐利亞原則為基礎的“國際社會”的形成。國際關系理論，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理論，都是建立在這樣一種“共識”的基礎之上的。但歐洲國際體系與其他地區“前現代”國際體系的嫁接并不順暢，也不均衡，有些地區的“前現代”國際行為體頑強地遺存下來，并在“民族國家”構建和區域秩序的發展變化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如非洲和中東地區的部落、宗教或教派組織。而随着冷戰的終結和全球化進程的深入，區域共同體的構建又在成為超越國家紛争，塑造區域共同利益和優勢的必然選擇。這樣，“前現代”區域秩序曆史經驗“去僞存真”和理論構建，已經成為國際關系理論創新的“增長點”，如近年來學術界對東亞國際社會曆史經驗的探讨，等等。
3.解讀智能信息技術發展與國際關系新形态的關系。随着經濟全球化與社會信息化的發展，世界各國、各地區、各族群和各文化背景的人民，不僅在經濟上更為密切地聯系在一起，而且具備了越來越多種多樣、迅捷便利的溝通手段和表達渠道，越來越多的出境旅行、留學、工作和移民的機會選擇，和越來越不一樣的觀察自身、他國和世界的視野。國際關系已經不再僅僅是國家之間的關系，而與不同社會之間的關系更為密切地融合在一起，智能信息技術在塑造這種新的國際關系形态上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當今世界，所謂的“社交媒體”在塑造輿論，構建共識，引發紛争，左右國家之間和國際多數人意見取向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成為國家之間競争與合作的最有力的工具。這種國際關系的發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國際關系理論的新課題。
4.以“共同體”視角解讀國際關系理論。“共同體”（Community）是一個含義非常廣泛的概念。西方學者編撰的《共同體百科全書》涵蓋了從村莊到網上虛拟世界的各種“共同體”。就“國際關系”的演進而言，人類經曆了從采獵群到部落，從部落到城邦國家，從城邦國家到帝國，從帝國到現代“民族國家”的演進過程。人類曆史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同類型和規模的“共同體”演化的曆史。“民族國家”是20世紀以來人類社會共同體的主導方式，但每一個國家又都是大大小小不同共同體的複合體。曆史地看，共同體之間存在着多種“我者”與“他者”之間的轉化方式。曆史學家許倬雲就以《我者與他者：中國曆史上的内外分際》為題，解讀了中國作為一種政治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不斷地把“他者”轉化為“我者”的過程。如果我們轉換一種視角，把國家之間的競争與合作放在人類共同體演進的序列中去考察，就會為國際關系理論的“彈性”發展，開辟一個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5.重新認識和定義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是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出發點。近年來，學界不斷有人追問“中國是什麼”？并且試圖以中國為主體，構建新的世界曆史叙事。确實，中國難以簡單地用“民族國家”來定義，中國也不是“僞裝成民族國家”的“帝國”。中國的曆史告訴世人，中國其實就是一個能夠兼收并蓄，不斷地把“他者”轉化成“我者”的複合經濟、政治和文化共同體。在“分”與“和”的關鍵時刻，中國的曆史經驗可能正是當今世界所需要的。習近平主席明确宣布，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之中國，而且是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這是與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标相一緻的，也是與中國與世界關系曆史經驗的總結。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不僅僅是一個目标，也應該是一種新的學說，一種在世界處于“分”與“合”的關鍵時刻，能夠赢得世人理解和信任的合作共赢的學說；一種能夠讓世人相信國家之間可以消除“零和”遊戲，通過“我者”與“他者”之間不斷的相互轉換，不斷地構建更大的超越國家界限的經濟共同體，安全共同體，乃至文化共同體，及至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奠定基礎。或許有人說，這已經超越了“國際關系理論”的“界限”，但它并沒有違背“國際關系學科”的初衷，這就是消除戰争，實現世界和平。當然，這是一種“颠覆性”的創新，需要多個學科的合作。未來的國際關系學，将會是一個學科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