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帶一路"建設本質上是一種全方位、多層次、複合型的國際合作。共同利益和身份認同是影響國際合作的兩個核心變量,二者的共振決定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沿線國際環境的不确定性,導緻"一帶一路"建設面臨脆弱性和低效性的困擾。當前,"一帶一路"建設正由"大寫意"階段向"工筆畫"階段轉變。"大寫意"階段,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出現了失衡。"工筆畫"階段,應以提供物質性公共産品為基礎性動力,提供觀念性公共産品為引導性動力,着力加強共同利益建構及其制度化,提高身份認同程度及規範的内化,實現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的均衡發展和"一帶一路"建設的收益—責任的平衡,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走向深入,取得實效。
世界經濟論壇領導人施瓦布指出:“一帶一路”是促進國際合作的一項創舉,是當前促進各國合作發展、引領經濟增長的重要方式。[1]經過中國“恢弘巨制”的引領與沿線及其他相關國家的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收獲累累碩果。沿途“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絕于途”和“舶交海中,不知其數”的盛況與繁榮初步顯現。然而,近年來,世界政治的發展呈現出很強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現為“逆全球化”現象和“反建制主義”思潮興起,國際合作進程因此陷入困境。[2]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經濟增長動能不足,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地區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恐怖主義、網絡安全、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3]這些問題在“一帶一路”沿線最為集中,對“一帶一路”建設構成了巨大的挑戰。有些國家政府更疊後單方面叫停了多個中資項目,“一帶一路”建設的脆弱性凸顯,中國的海外利益遭受重大損失。成績的取得并不代表中國忽視了問題的存在和任其發展。中國領導人指出:“過去幾年共建‘一帶一路’完成了總體布局,繪就了一幅‘大寫意’,今後要聚焦重點、精雕細琢,共同繪制好精謹細膩的‘工筆畫’,解決好重大項目、金融支撐、投資環境、風險管控、安全保障等關鍵問題。”[4]因此,“一帶一路”建設需要進行更為詳盡系統的、從宏觀到微觀的戰略設計和準确的方向定位與引導,這也成為國際關系和中國外交研究的主要課題。
當前,經濟學、國際關系學、管理學、外交學、國際法學、地理學等對“一帶一路”倡議進行了較為充分的解讀與總結1,也對“一帶一路”倡議進行了科學分析并提出了諸多可行性對策建議涉及次國家、國家、雙邊、三邊、多邊、區域和全球層面,包括經濟(金融、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産能合作、文化産業合作等)、政治(地緣政治、權力競争和國際制度、機制、規則、規範建設等)、文化(文明、宗教、風俗等)、安全(領土争端、沖突與戰争、恐怖主義、跨國有組織犯罪等)等領域。[5,6,7,8,9,10,11]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主題:“一是關于‘一帶一路’與國外相關戰略的比較研究。二是關于‘一帶一路’戰略作用的研究。三是關于金融助力‘一帶一路’建設的研究。四是關于‘一帶一路’建設的風險防控。”[12]相關研究對于具體問題的解決,具有積極意義。但是,如此繁雜的研究成果,并未形成有序的系統,導緻“一帶一路”研究無法形成從宏觀到微觀的清晰思路。這主要是因為學界較少從“一帶一路”建設的本質出發,從戰略層面到具體操作層面的整體思考與設計欠缺。當前,“一帶一路”建設,缺少一條把各個要素連接在一起的主線和相關支點,方向定位和方向引導需要進一步明确。
“一帶一路”建設本質上是一種國際合作。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一帶一路”建設需要構建全方位、多層次、複合型的國際合作網絡與合作體系,以應對複雜且不确定性明顯的國際政治環境。研究發現,共同利益和身份認同是影響國際合作的兩個核心變量,二者的共振決定着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因此,本文的核心關注點是以國際合作為主線,以共同利益和身份認同為主要支點。從宏觀到微觀對“一帶一路”建設的思路進行梳理,探析共同利益、身份認同以及二者共振對“一帶一路”建設的作用機制,并對如何解決“一帶一路”建設的脆弱性問題提出建議。本文包括三個主體部分:一是理論框架:共同利益、身份認同與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二是“大寫意”階段: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的失衡,“一帶一路”建設的脆弱性凸顯;三是“工筆畫”階段: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的均衡發展,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走向深入,取得實效。
2理論框架:共同利益、身份認同與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
(一)共同利益與國際合作
共同利益是相互依賴狀态下國家利益存在共性或趨同的部分,由共同收益(common benefits)和共同威脅(common threats)所構成,并在雙邊、多邊和全球框架内形成國際合作的基礎。[13]共同利益是國際合作的基礎和前提,為國際合作提供動力。在全球化時代,共同利益的形成包括兩種,即共同利益的自然生成和共同利益的建構。自然狀态下,共同利益更多的時候表現為非均衡性的分布狀态。全球化的發展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由此産生了大量全球性問題,如貧窮、戰争、難民和恐怖主義等。因此,增加國際合作的共同利益,以實現共同利益分布的再平衡和世界的共同發展,顯得十分必要和緊迫。共同利益的人為建構需要擁有國際合作能力和意願的大國、國際組織或國家聯盟共同引領和世界各國的共同參與,以規則為保障并實現國際責任的共擔。共同利益社會建構的具體路徑又分為兩種:共同利益的整合和共同利益的創造。在共同利益形成過程中,存在三種情況,即共同收益、共同威脅和“潛在損益”的過渡階段。“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獲得共同收益的同時,應主動承擔國際責任、防範共同威脅、引導“潛在損益”向共同收益的方向轉化。國家利益間存在三種關系,即共同利益、互斥利益和利益隔絕。共同利益與互斥利益的大小直接影響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國際合作的過程中,應減少互斥利益的幹擾、打破利益隔絕的界限以推動其向共同利益轉化,最終擴大共同利益并實現其制度化。
共同利益多少所導緻的結果是不同的。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一般直接表現為國家合作意願的高低,而共同利益的多少對國家合作意願的強弱有重要影響。作為理性行為體的國家在決定是否參與國際合作時,會進行理性權衡和利益的交互博弈。當共同利益多時,國家合作的意願強并采取相應的配合行為,以獲得共同收益或減少共同威脅。此時,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高。當共同利益少時,國家合作意願低并采取不參與或抵制與對抗的行為。此時,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低。
(二)身份認同與國際合作
身份是由内外兩種觀念結構建構的。[14]身份認同是指某個行為體所具有的或展示出的個性及區别性形象,這類形象是通過與“其他者”的關系而形成的。[15]225身份認同是減少國際合作的負向幹擾因素,推動國際合作走深走實的關鍵性變量。國家對國際合作身份的不同追求,為國際合作提供動力或導緻國際紛争。國家的國際合作身份存在三類六種情況,即合作的引領者和參與者;合作的兩種旁觀者;合作的攪局者和攪局追随者。身份認同的形成主要是積極情感的推動與認知的社會建構的合力結果。身份認同的作用是,為國際合作提供動力及推動共有規範的形成,應通過國家合作身份的凸顯來提高身份的認同程度,以提高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
合作身份認同程度高低所導緻的結果不同。身份認同程度的高低與參與國際合作的意願成正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當身份認同度高時,各國參與國際合作的意願高,國家身份主要是引領者和參與者。國際合作的引領者主動采取行動,以提供公共産品的方式承擔主要責任,并獲得主要的合作收益。國際合作的參與者則會更加積極地回應以配合引領者,獲得相應收益和承擔相應的責任。因此,國際合作的角色身份的形成過程,同樣是參與國家間收益—責任分配不斷進行協調的過程。此時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高。當身份認同程度低時,國家的合作意願低甚至出現敵意的行為。此時,國家的國際合作身份更多地表現為旁觀者或攪局者。旁觀者會根據國際合作的發展情況,決定是否參與。攪局者則認為國際合作使競争對手獲得更大收益或導緻自身的利益受損,從而選擇抵制甚至是破壞的行為。此時,國際合作因成本過高而難以實現或持續。
(三)共同利益、身份認同與國際合作
共同利益和身份認同作為國際合作的兩個核心變量,二者的共振決定着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但共同利益和身份認同二者既不完全同頻亦很難同向。為了更直觀地分析共同利益和身份認同的共振對國際合作所産生的影響,本文選取共同利益多少和身份認同高低來進行組合,得出四種結果即多高、多低、少高、少低。因此,二者共振對國際合作的影響也對應着四種結果。由于“多低”“少高”兩種組合所形成的結果都表現為國際合作的不确定性高。所以,上述四種排列組合的共振可以歸納為三類結果,即“多高”組合的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高;“多低”“少高”組合的國際合作的不确定性高;“少低”組合的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低。(見圖1)
1.“多高”組合: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高
當共同利益多時,國際合作的意願強、動力強勁。身份認同程度又高時,國家會産生積極的情感和信任感、減少安全疑慮、國際合作意願和動力進一步得到強化,國際合作得以實現,實現其“第一次突破”。而共同利益與國際制度和身份認同與國際規範是“一體兩面”。共同利益多有利于推動其制度化的實現,身份認同程度高則有助于規範的内化,國家行為因此而受到約束,國際合作得以維護,實現其“第二次突破”。共同利益多和身份認同程度高的合力共振,保證了國際合作的高意願和強勁動力的持續,國際合作得以深化,實現其“第三次突破”。需要注意的是,共同利益和身份認同面臨諸多挑戰,“多高”組合在國際合作的實現、維護和深化的三個階段一直保持一緻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國際合作并非總是持續正向發展和沒有波動的。通過人為的引導,實現共同利益和身份認同的正向發展與形成合力,具有重要意義。
圖1 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對國際合作的作用機制
2.“多低”和“少高”組合:國際合作的不确定性高
首先,共同利益多時,國家合作的意願高、動力強。但身份認同的程度低,則會導緻國家産生消極的情緒和不信任感。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面臨國際(國内)政治、安全和社會等風險的挑戰時,行為的不确定性增加,國家間的互信降低,國家關系出現波動甚至會發生對抗與沖突,身份發生變化。此時,應通過加強相互了解和情感培養,實現國際合作身份的凸顯,保證身份的相互确認,提高身份認同的程度,來降低國際合作的不确定性。其次,共同利益少時,國家合作的基礎薄弱,意願低,動力也不足。而身份認同的程度高,則會使國家産生積極的情緒和信任感。此時,國家間的關系友好且穩定,對抗與沖突減少。國際合作因共同利益少而很難找到合作點,導緻合作難以實現或維持。此時,國家應充分利用高身份認同的優勢,挖掘共同利益的增長點,實現共同利益的有方向性建構,提高國際合作的确定性。
3.“少低”組合:國際合作的實現程度低
當共同利益少時,國家利益的關系處于利益的隔絕或互斥利益的狀态,國際合作的基礎薄弱,意願低,動力缺失,國家間的互動頻率低或國際紛争加劇。身份認同的程度低時,國家間關系處于冷淡或不友好的狀态,國家将産生消極情緒和不信任感,國際合作的觀念引導能力弱,國際合作的身份主要表現為旁觀者或攪局者。共同利益少和身份認同程度低的共振導緻國際合作的動力缺失,擠壓了國際合作的可能性空間,緻使國際合作無法實現或正在進行的國際合作無法維持和深化。此時,無法在短時間内實現共同利益的建構和身份認同的提升。因此,應降低國際紛争和攪局者對國際合作所産生的不利影響,并超越利益隔絕的“藩籬”,實現共同利益的整合,引導國際合作的旁觀者向引領者或參與者轉變。
(一)共同利益的構建與“一帶一路”建設
“一帶一路”建設主要通過共同利益的構建得以實現,并影響共同利益的增減。“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共同利益構建包括整合和創造兩種:一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對接;二是“一帶一路”沿線的互聯互通建設。現代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世界深度互動的新型鍊接範式[16],通過關聯利益2的方式,構建共同利益的關系網絡,實現了“一帶一路”建設的全面推進。但是,在共同利益的構建過程中,“一帶一路”建設也面臨互斥利益凸顯的挑戰。
1. 共同利益的整合:“一帶一路”建設的戰略對接
“一帶一路”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積極推進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互對接。[17]“‘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基本理念是‘戰略對接’,與夥伴國和地區的發展戰略對接,從根本上體現了與夥伴國合作的自主性和平等性原則。”[18]通過對各沿線國家、國際組織的發展戰略和發展規劃以及相關議題的對接,将相互隔絕的利益實現關聯,以最低成本實現共同利益的構建。首先,與沿線國家發展戰略的對接。如“一帶一路”倡議與哈薩克斯坦“光明之路”計劃、蒙古國“發展之路(草原之路)”計劃、中越“兩廊一圈”和印度“産業園區計劃”等進行發展戰略對接。其次,與國際組織發展戰略的對接。如“一帶一路”倡議與聯合國、東盟、歐盟、非盟、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二十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歐亞經濟聯盟、拉共體等相關國際組織的發展規劃進行戰略對接。第三,與相關議題進行戰略對接。如中國環境保護部門發布《“一帶一路”生态環境保護合作規劃》與《巴黎協定》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等可持續發展議題進行戰略對接。戰略對接不僅推動沿線共同利益的整合,實現競争向合作的轉變,也為互聯互通創造條件。中國強調,國際、地區和國别合作框架和倡議3之間溝通協調能夠為推進互聯互通和可持續發展帶來合作機遇。
2. 共同利益的創造:“一帶一路”沿線的互聯互通建設
共同利益的創造主要表現為“一帶一路”沿線的“五通”建設。“五通”,即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首先,通過政策溝通,增加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政治互信,構建更加緊密的夥伴關系。其次,“道路通,百業興”。通過加強設施聯通,奠定“一帶一路”建設的堅實基礎。第三,通過擴大開放和開拓沿線國家市場來提升貿易暢通度,構建中國與沿線國家更為緊密的經貿關系。第四,通過擴大資金融通,穩定沿線地區金融秩序和解決“互聯互通”建設中的資金短缺問題。第五,“國之交在于民相親,民相親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保障和最終目标。通過“五通”的建設,夯實“一帶一路”建設的基礎,創造更多的合作機會。
共建“一帶一路”緻力于構建亞歐非大陸及附近海洋的互聯互通網絡,建立和加強沿線各國互聯互通夥伴關系,構建全方位、多層次、複合型的互聯互通網絡,實現沿線各國多元、自主、平衡、可持續的發展。[17]“一帶一路”建設首先緻力于連接還未通達以及僅有單一通達方式的地區,如今中巴經濟走廊、中歐陸海快線、中歐班列、雙西公路(中國西部至歐洲西部)、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冰上絲綢之路”等規劃和建設正在開辟多元的運輸走廊,推動歐亞大陸運輸通道的網絡化發展。[19]推動沿線各國發展戰略的對接與耦合,發掘區域内市場的潛力,促進投資和消費,創造需求和就業,增進沿線各國人民的人文交流與文明互鑒。[17]互聯互通世界中國家間權利、責任、利益的高度關聯性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産生。[20]與此同時,互聯互通創造了制約大國關系走向全面對抗、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治理模式的可能。[20]
3. 共同利益構建的成果:“一帶一路”建設的全面推進
五年的“一帶一路”建設交出了一份靓麗的答卷,參與各國實現了互利共赢。海關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7.37萬億元,同比增長17.8%,高于我國整體外貿增速3.6個百分點,占我國外貿總值的26.5%,其中出口4.3萬億元,增長12.1%,進口3.07萬億元,增長26.8%。[21]基礎設施建設領域,2018年1—7月,中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的61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2 240份新簽合同額571.1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45.6%,同比下降26.9%;完成營業額450.8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53.8%,同比增長17.9%。[22]“從中巴經濟走廊到中緬經濟走廊,從中老鐵路到中歐班列,從比雷埃夫斯港到漢班托塔港,從互聯互通建設到産業園區合作,一大批‘一帶一路’重點合作項目全面推進。‘一帶一路’框架下開展的第三方市場合作也在歐亞非大陸積極展開。”[23]中國領導人強調,5年來,共建“一帶一路”大幅提升了我國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推動我國開放空間從沿海、沿江向内陸、沿邊延伸,形成陸海内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新格局;我們同“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貨物貿易額累計超過5萬億美元,對外直接投資超過600億美元,為當地創造20多萬個就業崗位我國對外投資成為拉動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增長的重要引擎。[4]中國在貿易空間的開拓、國際投資範圍的拓展和國際産能合作的發展上,實現了突破。沿線國家獲得了實現工業化的難得機遇,經濟實現了快速發展。“一帶一路”建設有利于突破西方主導的全球化業已形成的“中心—邊緣”國際分工體系。
“一帶一路”建設是推動建立一個開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區域經濟合作和區域治理體系的實踐創新。首先,構建開放的“一帶一路”區域治理體系。“一帶一路”區域治理體系不是中國在沿線地區構建的排他性安排,而是向所有的沿線國家、域外利益攸關方和有意參與者開放,不設任何附加條件和标準。其次,構建包容的“一帶一路”區域治理體系。“一帶一路”區域治理體系為沿線所有國家提供區域治理公共産品,不因各國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發展水平、曆史背景、民族構成、宗教信仰、文明程度等的不同,而額外設定限制。再次,構建合作的“一帶一路”區域治理體系。“一帶一路”區域治理體系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是中國與沿線國家和域内外第三方進行的次國家、雙邊、三邊、多邊、區域、次區域甚至是全球合作的産物。最後,構建共赢的“一帶一路”區域治理體系。“一帶一路”區域治理體系體現了互利共赢原則,構建了國際合作的整體制度框架,使合作具有了更為持久的、旺盛的生命力。
4. 共同利益構建的挑戰:“一帶一路”建設的互斥利益凸顯
國家利益間存在三種關系,即共同利益、互斥利益和利益隔絕[13],三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轉化。盡管随着“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參與者的相互依賴不斷加深,但是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共同利益并非不受互斥利益幹擾而持續保持正向發展。共同利益在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主要面臨五種互斥利益的挑戰:
首先,“一帶一路”建設面臨相對收益的挑戰。當面對為共同獲益而開展合作的機會時,感到不安全的國家必須要詢問将如何對收益進行分配。它們必須要問的并非“我們雙方都能獲益嗎?”而是“誰将獲益更多?”[24]111“一帶一路”建設的參與者在收益分配上的交互博弈,導緻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加。一旦陷入零和博弈模式,沿線國家将會單方面終止合作,導緻中國的海外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相對收益經常與權力競争相結合,導緻“一帶一路”建設面臨更加複雜的國際環境。
其次,“一帶一路”建設面臨責任分配的挑戰。“一帶一路”沿線存在嚴重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問題,需要建立強大的公共産品供給機制。中國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公共産品聯合供給模式,要求各參與國承擔相應的供給責任。然而,沿線國家更想從合作中獲得最大的收益,承擔最小的責任,在責任分配問題上的博弈導緻“一帶一路”建設的具體項目擱淺或推遲,合作風險增加。
第三,“一帶一路”建設面臨安全疑慮的挑戰。“國際合作在客觀上要求國家讓渡一部分權力,這就毫無疑問地涉及國家主權問題”[25],加劇弱勢合作一方的安全疑慮。随着“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沿線國家對中國的不對稱相互依賴逐漸加深,将會更加擔心中國利用這種權力優勢加強對其控制。近期,有些國家政府更疊後單方面叫停了多個中資項目,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沿線國家對國際合作中主權部分讓渡問題的擔憂,加劇“一帶一路”建設的脆弱性。
第四“一帶一路”建設面臨權力競争的挑戰。在國際關系的研究範式下,合作關系也就難逃權力競争的魔咒。[26]各國極其關注權力如何再分配,并盡力使自己占有的世界權力最大化。[27]37“一帶一路”建設不可避免地擴大了中國在地區乃至全球的影響力,美、日、印等國無疑會更加擔憂權力快速向中國轉移而改變既有的權力與利益分配格局。美國戰略界對“一帶一路”的負面認知持續深化,将其視為美中兩國戰略競争的關鍵領域,認為“一帶一路”可能侵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建立的全球霸權的基礎。[28]中美、中日、中印等大國的地緣政治博弈将會更加凸顯。權力競争導緻國際秩序紊亂,使“一帶一路”建設面臨巨大挑戰。
第五,“一帶一路”建設面臨“文明沖突”的挑戰。不同的文明内部已形成相對閉塞且獨立運作的系統具有封閉性和排他性特征和“免疫”能力。“一帶一路”沿線涵蓋了“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等人類文明。西方興起後,這些文明間的沖突從沒有間斷過。”[29]“一帶一路”建設增加了文明間的交流,而沿線國家在對待共同利益和文明交流的态度與方式上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處理不好文明間的關系,可能會導緻中國與沿線國家産生矛盾甚至是發生沖突。
(二)身份認同的塑造與“一帶一路”建設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指出,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為促進國際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提供了新思路,并發揮了核心引領作用。‘一帶一路’倡議具有遠見卓識,它不僅有利于國家之間實現聯通,而且使各國人民之間民心相通,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1]“一帶一路”建設通過中國引領作用的發揮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導與構建,初步實現了參與國對中國引領者身份和“一帶一路”建設的集體身份的認同。
1. 角色身份認同的塑造:中國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引領者
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者,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扮演着積極的引領者角色。首先,大國關系方面,中國不斷加強同相關大國的協調,歡迎各國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如中孟緬印經濟走廊建設、“一帶一路”建設與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的戰略對接、中日探讨通過第三方合作的形式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等)。其次,周邊國家關系方面,中國始終踐行“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通過發展戰略與發展政策的對接,積極引導周邊國家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來。第三,發展中國家關系方面,将廣大發展中國家視為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天然同盟軍,始終堅持正确義利觀,重視團結幫扶發展中國家。“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中國既重視大國道義與責任的履行,又保障合作的互利共赢,很好地诠釋了正确“義”與“利”的三種關系,即一是義在利先,履行承諾;二是義高于利,培養信任;三是義利統一,實現共赢。中國的做法,既幫助了發展中國家實現發展又保證了“一帶一路”建設的持續。第四,多邊關系方面,近年來中國積極舉辦多場大型主場外交活動,如“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系列活動、博鳌亞洲論壇年會、上海合作組織峰會、中非合作論壇峰會、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等,“一帶一路”建設都是其中的重要議題。第五,中國國内方面,18個重點省份制定了相關發展戰略,積極尋求與“一帶一路”建設實現戰略對接,實現國内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緊密融合,擴大次國家層面的合作。除此以外,中國還主導建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等“一帶一路”建設保障機制。“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展現了極高的合作意願與強大的合作能力,使世界各國對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引領者身份有了廣泛認同。
2. 集體認同的塑造:“一帶一路”沿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密聯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30]世界是多元的複合統一體,在日益相互依賴的世界裡,人類隻有兩條道路:一條走向沖突與戰争,結果是災難;另一條走向合作與和平,結果是共同繁榮。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解決沖突與戰争、貧困、封閉和環境污染等全球性問題,建設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和山清水秀與清潔美麗的世界以及提供全球治理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人類命運共同體超越了多元世界難以調和的局限,為人類在全球層面塑造集體認同提供了可能。
“一帶一路”建設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有着緊密的内在聯系,二者相互影響,同向發展。“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要實踐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30]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是共建“一帶一路”的最終目标。[31]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闡釋了全球化時代各國間處于休戚與共的關系網絡之中,為“一帶一路”建設創造觀念認同環境。因此,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塑造“一帶一路”建設參與者的集體認同,推動各國積極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來,實現共同發展與繁榮。
3. 身份認同塑造面臨的挑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身份的複雜性4
“關系本位認為,社會環境是一個複雜的關系系統,是縱橫交錯的關系網絡。行為體的社會身份是由這個複雜的關系網絡确定的,這個關系網絡是流動的,變動不居。”[32]114因此,國家的角色身份是非常複雜的,表現出多樣性、運動性和他者認知的非中立性特征,對“一帶一路”建設形成了巨大的挑戰。首先是國家角色身份的多樣性挑戰。沿線國家差異明顯,關系複雜和難以把握。因此,國家所扮演的角色都是多重的,國家間實現角色身份和集體認同的難度更大。合作身份如無法實現凸顯,“一帶一路”建設将受到更多幹擾性身份的困擾。其次是國家角色身份的運動性挑戰。關系本位的國家角色身份具有運動性的特征。在國際合作過程中,一國合作意願與合作實力的變化都會影響該國合作身份的相應變化。沿線國家身份的不确定性導緻其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參與意願波動幅度大,緻使角色身份的變化頻率高,“一帶一路”建設的脆弱性凸顯。再次是他者認知的非中立性挑戰。沿線國家的認知會受到國家利益和認知視角或習慣的影響,并不總是客觀中立的,導緻對他國身份認知的偏差,降低身份認同程度,不利于“一帶一路”建設。與此同時,美日印等大國擔憂中國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身份地位強化,緻使中國獲得更大的權力。大國戰略博弈與“一帶一路”建設将會長期伴随,難以消除。
(三)“一帶一路”建設的挑戰: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挑戰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六年來“一帶一路”建設完成了“大寫意”的總體布局,成果顯著,但仍存在諸多挑戰,這主要是由于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所導緻的。
首先,建設過程中與沿線國家的互斥利益。為了增加沿線國家經濟發展自身的造血機能,中國着力于互聯互通建設為沿線國家建造火力(水力)發電站、港口碼頭、橋梁、鐵路、公路、機場等大型基礎設施。但相關國家擔心自己發生債務危機或形成過度依賴而選擇單方面終止。共同利益制度化相對滞後。另一方面,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的一些企業和個人對于當地了解較少,觸犯了當地的法律或生活習俗,對當地居民的生活造成影響。個别事例往往被一些不懷好意的國家和媒體的大肆宣揚。目前,建設共同利益的深度挖掘有待加強,基礎需繼續夯實。
其次,“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參與國的合作身份認同較弱。各國參與建設,更多是看中了共同利益而忽略或回避身份認同,追求的是獲得最大收益而非承擔責任。國家行為的不确定性,使得需要同時兼顧成本和風險。
最後,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的互動挑戰。沿線國家對于收益的追求和對于責任的忽視與有意回避,表明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更多的是單獨作用于“一帶一路”建設,仍需形成強大的正向合力。注重收益和責任的對稱,助力“一帶一路”建設走深走實。
四、“工筆畫”階段: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的均衡推動
(一)共同利益的均衡推動:共同利益的建構及其制度化
共同利益的彙聚及其制度化、所涉各國共擔責任、大國承擔主要責任已成為國際合作的基本戰略路徑。[33]53-67共同利益的彙聚是共同利益制度化的前提,共同利益制度化是共同利益得以實現的保障。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大寫意”階段,中國與沿線國家建構了巨大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的彙聚直接推動了“一帶一路”建設的全面推進。在“一帶一路”建設的“工筆畫”階段,中國應加強和完善共同利益的制度建設,保證共同利益的增加和互斥利益的減少同步,并實現共同利益與互斥利益的分離。在實現戰略對接和互聯互通等多邊機制和網路建設的基礎上,着力實現制度的标準化和增強不同層面制度的合法性與普遍适用性。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應該明确的是參與國不僅享有共同收益,更應共同承擔責任。因此,不斷提高共同利益的制度化程度,明确參與國應該承擔的責任、規範參與國行為、提高結果的可預期性和推動合作走深走實,将是接下來“一帶一路”建設的關注重點與主要實踐領域。
(二)身份認同的均衡推動:提高身份認同程度及規範的内化
要擁有一種角色身份,一個施動者就需要在社會結構當中占據一個特定的位置,并且在同具有反向身份(counter-identities)的他者的互動中遵循特定的行為規範。[34]227國家自覺按照自身角色身份行事保證了國際合作的實現、維持和深化。“一帶一路”建設的“大寫意”階段,各國更加重視是否存在共同利益以及如何獲得,對于身份認同并沒有達到相應的重視程度。共同利益本身存在增減變化,且受到互斥利益的幹擾。身份認同有利于緩解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減少互斥利益的幹擾,在保證合作的穩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參與者一旦認為共同利益減少或受到互斥利益的幹擾就可能放棄合作。因此,提高身份認同程度及規範的内化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當務之急。
正向互動是建構合作與和諧的地區體系文化的必要條件。[14]首先,發揮中國“一帶一路”建設的引領者作用。中國應以自身能力為基礎,承擔更多國際責任,推動沿線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并為沿線國家民衆帶去更多的實惠和好處,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樹立榜樣,起到引領和示範作用。其次,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為指導,構建“一帶一路”建設的集體認同,實現“一帶一路”建設的身份凸顯,強調沿線國家是“一帶一路”的共同參與者、建設者和獲益者。隻有各國共同行動起來,責任共擔與利益共享趨于統一,“一帶一路”建設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第三,“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加強大國協調,降低攪局者的不利影響;加強共同利益的構建,引導旁觀者向引領者或參與者轉變。第四,“一帶一路”建設的身份認同的形成過程,也是責任與收益平衡的過程,引領者與參與者應保持收益—責任的總體平衡,隻有這樣才能解決合作中的分配問題,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走深走實。
(三)收益—責任的平衡: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的正向合力
中國應通過“一帶一路”公共産品的聯合供給形成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的正向合力,實現收益—責任的總體平衡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走深走實(見圖2)。單一的共同利益無法保證國際合作的實現、維持或深化,必須重視提高合作各方的身份認同。因此,“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要實現共同利益驅動下的身份認同和身份認同基礎上的共同利益構建的統一以及保證收益—責任的平衡。首先,提高共同利益的質量和可實現程度。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中國要保證項目建設和出口商品的質量,實現技術标準的國際對接,講求誠信,保護環境,加強惠民工程項目的建設力度和構建并完善開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區域治理體系,夯實身份認同的基礎。其次,提高身份認同程度。以提高沿線國家的集體認同和對中國的角色身份認同為方向和着力點,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觀念的引導,調動各國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積極性。堅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共商共建共享”基本原則、“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赢”為核心的絲路精神和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引領,為共同利益的彙聚創造良好的認知環境。通過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的相互促進,實現“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家間的正向互動,構建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
圖2“一帶一路”建設走深走實的實現路徑
五、結語
“一帶一路”建設是世界曆史發展到一定階段中國順勢而為的産物,是中國針對全球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和治理赤字而提出的中國方案。當前,國際秩序的功能性失調導緻國際環境複雜多變,“一帶一路”建設面臨諸多挑戰。把握全球化大勢,實現“一帶一路”建設在速度、廣度和深度上的立體突破和降低“一帶一路”建設的脆弱性更顯緊迫,也更具重要意義。
經過六年的建設,“一帶一路”建設完成了“大寫意”的總體布局。首先,中國“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共同利益構建包括兩種:一是共同利益的整合:戰略對接;二是共同利益的創造:互聯互通。通過關聯利益的方式,構建共同利益關系網絡,實現“一帶一路”建設的全面推進。但是,“一帶一路”建設仍然面臨相對收益、責任分配、安全疑慮、權力競争和文明沖突等挑戰。其次,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赢”為核心的絲路精神作為共同價值觀,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和中國“一帶一路”建設引領者身份的塑造,推動了沿線國家的集體認同和對中國角色身份的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身份認同面臨身份的多樣性、運動性和他者認知非中立性的挑戰,“一帶一路”建設仍處于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的失衡狀态。
“一帶一路”建設将進入精謹細膩的“工筆畫”階段,而這一階段的關鍵是實現收益—責任的平衡。中國應從國際合作視角出發,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以提供“一帶一路”的物質性公共産品為基礎性動力,以提供“一帶一路”的觀念性公共産品為引導性動力,着力加強共同利益建構及其制度化和提高身份認同程度及規範的内化,形成共同利益與身份認同的正向合力,構建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走深走實。(有篩選;注釋略)
文章來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