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對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和研究進行的既有學術批判中,兼容曆史學和社會學方法的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做出了重要貢獻。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是一種方法論革新,從時間觀的反思、對國家和社會進行機制化理解、重視多重因果鍊等角度,對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和研究中對民族國家的設定進行了多維的解構與重構,從而拓寬了國際關系研究的維度和視野,對我們認知錯綜複雜的國際政治現實,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因其越來越無法合理而透徹地诠解國際政治現實，日益遭到東西方學者的诟病。在對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兩大理論範式的批判和拓展中，兼容曆史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曆史社會學路徑，成為西方國際關系研究中的“執拗低音”。曆史社會學路徑的研究者們，其批判的維度與拓展的議題雖然呈現出相對駁雜的局面，緻使我們不得不承認“有一系列的曆史社會學”[1]21，但當我們仔細審視既有的曆史社會學著述，抽絲剝繭地進行整體梳理後就會發現，這些著述從不同的維度上解構了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對民族國家的理論假設，從方法論層面進行了革新，對我們批判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思考重構國際關系史叙事和重構國際關系叙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曆史學強調時間序列，社會學強調社會結構，“曆史社會學追求的是一種社會學的結構叙事和曆史學的時間序列叙事的有機結合”[2]。曆史社會學方法介入國際關系研究，将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所忽視的時間差異、空間重疊、多因果鍊等問題重新納入了考量視野。但這種綜合思考并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淵源有自。
20世紀90年代之後，學者們談論起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曆史社會學，往往願意稱之為“回歸”，原因在于曆史社會學方法介入國際關系研究并不是新近出現的事物。法國學者雷蒙·阿隆曾強調，自己在1954年的《法國政治科學評論》上就提出了國際關系研究的社會學方法。到20世紀50年代末，受到雷蒙·阿隆影響的斯坦利·霍夫曼則提出國際關系研究應該借鑒曆史社會學思路。[3]
1962年，雷蒙·阿隆在其頗為得意的《和平與戰争:國際關系理論》一書中，綜合運用多學科的知識，尤其是來源于曆史學和社會學的啟發，對美國主導的國際關系研究方法提出了批判。比如，他強調國際關系研究要對所認定的行為主體進行反思，“不能将國家一詞視為法國大革命以後它所具有的曆史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概念”[4]5國際關系行為主體應該也包括希臘城邦、羅馬帝國、歐洲君主國等。在分析國家行為時也要考慮到，“國家針對彼此的行為并不僅僅由力量關系所控制:觀念和情感影響行為體的決策”[4]96。可以說，後來建構主義、英國學派所提及的觀念、文化、情感等因素，雷蒙·阿隆在自己的國際關系理論分析中已經注意到了，但卻沒有引起當時主導國際關系研究的美國學界的重視。這一點雷蒙·阿隆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不無感傷地提到，雖然這本書在法國得到了高度贊譽，但“這些評價，不管怎樣可貴，卻反映不出此書在美國受到的待遇”，因為在美國同行看來這本書竟然膽敢在國際關系領域創造“理論”。[5]573
此後，在美國學界的主導下，國際關系理論中的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高歌猛進，曆史社會學路徑的研究和反思，思想上的光芒被持續遮掩了。今天被學者們頻繁提到的創作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曆史社會學著述，隻是在冷戰終結之後才被大量讨論，獲得了應有的榮光。可以說，是冷戰的終結引起了國際關系研究領域真正的集體性反思。無論是國際關系的現實議題研究，還是國際關系的理論建構，本用于尋獲規律、洞察時局，但東歐劇變、蘇聯解體這種國際政治大變局的出現卻出乎西方主流國際關系學界的預判。一些新現實主義理論家曾強調兩極格局在結構層面的超穩定性，結果兩極格局突然崩塌，曆史走向了新局面。這種新局面勢必會對學界的思考産生巨大沖擊。冷戰終結，形成了一次新的曆史分水嶺，“随着曆史的加速，這種分水嶺可能會更加頻繁地出現。我們目睹了革命性的變化，在這一時期，意識形态被重構，邊界被重新劃分，聯盟被重新調整，新的身份出現了，舊的忠誠也被恢複”[6]。如何認識這種複雜的曆史轉變呢?兼容曆史學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曆史社會學路徑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今天，在一系列對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進行綜述的文章中，列出了長長一串為曆史社會學路徑做出貢獻的學者名單。這些學者包括但不限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邁克爾·曼(Michael Mann)、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貢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雷烏斯-斯密特(Chris Reus-Smit)、安德魯·林克萊特(Andrew Linklater)、耶爾·弗格森(Yale H.Ferguson)、亨瑞克·斯布魯特(Hendrik Spruyt)、約翰·霍爾(John Hall)、托尼·賈維斯(Tony Jarvis)、斯蒂芬·霍布登(Stephen Hobden)、約翰·霍布森(John Hobson)、馬丁·肖(Martin Shaw)、米歇爾·巴納特(Michael Barnett)、詹姆斯·羅西瑙(James Rosenau)、巴裡·布贊(Barry Buzan)、理查德·利特爾(Richard Little)、約翰·魯傑(John Ruggie)、巴裡·吉爾斯(Barry K.Gills)、克萊爾·卡特勒(A.Claire Cutler)、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肯·布思(Ken Booth)、理查德·曼斯巴奇(Richard W.Mansbach)、喬治·勞森(George Lawson)，甚至還包括以研究民族主義著稱的厄内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和以研究全球市民社會為主要志業的簡·斯科爾特(Jan Scholte)等。通過審視這樣長長一串學者名單，我們會發現實際上這些學者來自多個研究領域，擁有不同的研究偏好，而且有些學者并沒有直接從事過國際關系研究，他們隻是在各自具體議題的研究中為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借鑒和啟迪。
為使分屬不同研究領域、擁有不同研究偏好的學者能夠在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上進行深入交流和探讨，斯蒂芬·霍布登和約翰·霍布森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2002年，他們兩位主編論文集《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曆史社會學》，力邀自覺從曆史社會學視角思考國際關系的學者，分别從自己的研究專長進行撰文，産生了迄今為止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這些受邀撰文的學者包括斯蒂芬·霍布登、約翰·霍布森、馬丁·肖、米歇爾·巴納特、雷烏斯-斯密特、巴裡·吉爾斯、安德魯·林克萊特、巴裡·布贊、理查德·利特爾、巴裡·吉爾斯、克萊爾·卡特勒、史蒂夫·史密斯和弗雷德·哈利迪。為了使我們對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的認知更為條理分明約翰·霍布森還在該論文集裡撰文，将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細分出了七種研究路徑，分别是:1)新韋伯主義曆史社會學(Neo-Weberian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邁克爾·曼、安東尼·吉登斯、西達·斯考切波、查爾斯·蒂利;2)建構主義曆史社會學(Constructivist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雷烏斯-斯密特、約翰·霍布森;世界體系曆史社會學(World Systems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貢德·弗蘭克、巴裡·吉爾斯;4)批判曆史唯物主義曆史社會學(Critical Historical Materialist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羅伯特·考克斯、安德魯·林克萊特;5)批判曆史社會學(Critical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安德魯·林克萊特;6)後現代曆史社會學(Postmodern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物史蒂夫·史密斯;7)結構現實主義曆史社會學(Structural Realist Historical Sociology)，代表人巴裡·布贊、理查德·利特爾。[7]20-41
霍布森的分類看似清晰無礙，實際上也存在問題。一方面，這七種細分研究路徑未必能夠将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全部涵蓋，比如有學者指出“文明分析”也是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之一。[8]另一方面，這一分類也可以直觀地看出其模糊性，比如安德魯·林克萊特既被霍布森看成了批判曆史唯物主義曆史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也被看成了批判曆史社會學的代表人物。
對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進行梳理時出現的人物衆多、派系駁雜、歸類不清等狀況，都指向了同一個根本性問題，那就是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不是一種理論，而是一種方法。當作為一種方法的時候，前人的著述不免成為啟迪後人思想的來源，因而一些學者也就不免被強行納入曆史社會學研究陣營。如喬治·勞森以建構主義曆史社會學為例，指出這一派曆史社會學研究重新發現和拓展了埃米爾·塗爾幹、卡爾·馬克思、安東尼·葛蘭西和馬克斯·韋伯的一些思考，同時受到了晚近的安東尼·吉登斯、于爾根·哈貝馬斯和歐文·戈夫曼等人作品的影響。[9]而安東尼·吉登斯正是一些學者在梳理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時反複提到的學者。與此同時，一些學者雖被看成為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其要麼在著述中未必有着充分的向國際關系研究領域拓展的自覺;要麼隻是在某個或某幾個方面對既有國際關系研究展開了反思，并沒有形成系統性認知。因而我們會發現，在曆史社會學陣營中也存在學者之間的相互批判。如霍布森認為斯考切波雖然在《國家與社會革命》一書中對曆史社會學方法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批評說“每當她讨論國家間的關系時，這些關系總是被毫無例外地理解為沖突”[7]72。再比如，新韋伯主義曆史社會學雖然看到了國際政治的複雜性，引入了多因果鍊的思考，但仍然被批判過分注重物質而忽略了身份、文化等因素。
總體來看，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存在着分别聚焦、無法形成統一理論框架的問題，曆史社會學學者們對此也有着較為清醒的認識。如克萊爾·卡特勒直言，“曆史社會學沒有辦法提供像新現實主義那樣的國家理論”[7]184。曆史社會學學者之間的學術旨趣不同，又使得他們雖然可以被歸類在曆史社會學陣營，但他們之間的思想和理論張力也讓人懷疑他們是否真正形成了學術共同體，史蒂夫·史密斯就曾明确指出，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曆史社會學“面臨着身份危機”[7]223。但需要為曆史社會學進行辯護的是，能否形成嚴密而精緻的理論不應成為評判一種研究路徑優劣的标準。因為建構理論的目的并不在于完成智力遊戲，理論建構的初衷是為了認知複雜世界。所以，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曆史社會學反思即便是方法而非理論，也對我們在時局的演變中洞察國際政治具有重要的參考作用。但面對流派紛呈、議題廣泛、聚焦不同的曆史社會學研究，我們的确需要尋找到一條主線來較為清晰地認知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做出的貢獻。本文尋找的這條主線是曆史社會學研究對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研究中民族國家設定的多維解構與重構。
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長期以來遭受诟病最多的一點，是其一直以靜态、停滞的方式認知國際政治結構，缺乏對流變和轉型的深入思考。最為直觀的表現就是雷蒙·阿隆早就批判過的，即假定所有國家都是法國大革命以後形成的民族國家，并将這些民族國家假定成同質的，它們不僅具有同樣的對國際政治權益的衡量，而且應該具有同樣的行為模式。這種假定以先驗的方式去除了民族國家建構過程中的複雜性，民族國家作為國際關系理論立論的根基實際上處于一種失語狀态。而形成這種叙事的根本性問題所在，在曆史社會學學者看來是時間觀問題。
曆史社會學學者認為，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預設了一種時間觀，霍布森借用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說法，對這種時間觀進行過精當的批評，稱其為“時間拜物教”(chronofetishism)，這種時間觀對時間進行了現世主義設定。[7]5在現世主義設定之下，現實國際政治中發生的問題隻需要從現實中尋找答案即可，拒絕從曆史流變入手思考問題。與之相反，曆史社會學研究就是要引入曆史維度，重新思考時間，通過時間觀的改變而解構民族國家同質化的設定。
綜合來看，目前既有的曆史社會學研究對時間的反思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其一，将時間重新類型化。在這方面，本雅明、布羅代爾等學者的研究提供了啟迪。本雅明在自己的哲學思考中不僅考慮了時間的量度，還考慮了時間的類型。一旦把時間類型化，思維的開闊性也就呈現出來。金伯利·哈欽斯指出:“本雅明所講的時鐘時間(clock time)與曆史發展的線性、确定性、不可逆和空洞的時間相聯系。這樣，按照牛頓物理學的術語來講，政治行為(乃至革命)都可以被解釋為由物質所決定的。本雅明所講的日曆時間(calendar time)與時鐘時間不同。日曆有起止點，日期也會出現重複，但重複的日期并不是一個平淡無奇時間點，而是回想與創造，是時間的重塑。”[10]71-72布羅代爾則在自己的曆史學研究中，尤其是在其代表性著作《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中對時間進行了長時段、中時段、短時間的劃分，分别屬于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事件(個體)時間。[11]在本雅明、布羅代爾等學者的啟發下，在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中，對時間類型化進行深入研究的是約翰·魯傑。魯傑認為時間既在物理形式上産生流變，對應寒來暑往、季節輪替，同時時間也是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影響我們的社會認知。魯傑把時間區分為三種類型，分别是增量時間(incremental time)、結合性時間(conjunctural time)和劃時代時間(epochal time)。為了使三個相對晦澀的概念便于理解，魯傑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釋。增量時間是把社會中的時間分割成無限細分的離散單位，事件之間因而不具有确切的連續性。以人口問題為例，魯傑認為從增量時間角度來看，政策制定者關注的核心議題是人口屬性(主要指年齡、性别、健康程度、民族構成、空間分布等)與競争對手間的差别。結合性時間關注的是時間周期，在時間周期内，一個事件與同時而生的其他事件形成結合效應。以人口問題為例，典型例證是美國戰後的“嬰兒潮”。“嬰兒潮”的影響遠遠超過了與其直接關聯的美國人口規模的變動，它還影響了住房、學校、就業、交通、消費品的需求和供應以及文化景觀、犯罪率和黨派政治等。劃時代時間則被魯傑看作類似于曆史學家強調的長時段，劃時代時間是一種對結構性變化的衡量。以人口問題為例，劃時代時間衡量的是長時段中一個具體社會人口承載能力的結構性變化。[12]156-158把魯傑的思路擴展開來，把時間類型化之後我們會發現，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對民族國家同質化的設定是沉浸于增量時間之中，而結合性時間和劃時代時間并沒有被認真對待。
其二，對主流國際關系理論跨時空對比的批判。一旦聚焦到時間觀念上，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立論中的跨時空對比就引起了曆史社會學學者的批判。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研究原本已經因為現世主義取向，将同質化的民族國家設定為立論根基，但在具體的論證中又經常将現代民族國家與前現代的城邦、帝國這種完全異質化的行為體進行脫域的時空對比。巴裡·布贊等人指出，因為忽視曆史流變，造成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研究“偶爾考慮到世界曆史時，最常采用的做法是從現在的角度考慮過去。因為這樣做，論述就變得相對容易了。例如他們将希臘城邦體系中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的沖突，或者迦太基與羅馬之間的沖突，視為美國與蘇聯之間冷戰鬥争的類似物”[13]51。此外，經常出現的情形還有，把美國的當下行為與16世紀的西班牙、17世紀的荷蘭、18世紀的法國、19世紀的英國進行對比。再比如，認為不同曆史時期中大國之間的戰争根源都是由相同因素誘發的。這種叙事導緻與時間相關的因素被忽略了。這就不僅将現在的國際政治簡化成同質化的民族國家的舞台，還将曆史上的城邦、帝國假想成了與民族國家是同質化的。這造成主流國際關系研究所得出的結論很難被對個案有深度了解的曆史學家所接受。針對這一問題，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發展了曆史制度主義。曆史制度主義最顯著的标志是它将時間性放在首要位置，認為事件的時間和順序決定着政治進程。[14]對于曆史制度主義者來說，關注政治事件發生的時間和順序非常重要，因為随着時間的推移，在塑造人類互動的多種制度中，政治參與者受到的束縛和所面臨的機遇會發生演變，會推動形成不同類型的政治遊戲及其規則。比如政治參與者對利害關系的理解會因時代而不同，國家所具備的實力會伴随着交通技術的進步而發生變化，這些都會對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産生深遠影響。因而曆史制度主義者願意關注确定時間範圍内的重大事件和具有制度變革意義的時間節點，這些都是主流國際關系研究所忽視的。考慮到曆史制度的差異，我們也會發現由現代民族國家所構成的國際社會和由雅典、斯巴達等城邦構成的希臘社會具有鮮明的差異，不能進行簡單的脫域對比;同樣的道理，美國與曆史上的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國也不能進行簡單的脫域對比。
其三，對國際體系時間長度的拓展。對國際體系時間長度的拓展，重點在于對前現代國際體系的引入，也就是将現代民族國家構建之前的國際體系納入國際關系思考之中。這種對前現代的引入不是曆史學式的還原曆史本身或重述過去，而是作為重新建構的起點，目的在于重置國際關系研究議程。在這方面，打破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為國際關系和國際體系研究起點的叙事至關重要。在打破“威斯特伐利亞束身衣”的束縛方面，結構現實主義曆史社會學學者，或者更為人熟知的說法是英國學派學者巴裡·布贊和理查德·利特爾，在《世界曆史中的國際體系》一書中做出了重要貢獻。巴裡·布贊和理查德·利特爾将“國際”關系擴展到超過5000年的曆史中，将國際體系分析的起點放置在3500年前。“當時蘇美爾的城邦國家在構成現在伊拉克一部分的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之間的區域裡開始相互發生關系”，并給出結論“城邦國家構成了第一個已知的完全國際體系”。[15]1與這種觀點類似，安東尼·吉登斯也曾明确指出，從歐洲曆史經驗來看，“國際”是先于國家而存在的，“國家主權的形成并不先于歐洲國家體系的發展，也不先于國家體系向全球的擴展”[16]263。當“國際”先于而不是遲于民族國家構建的維度被展現出來，以現代民族國家為根基進行的“國際”關系議程的設定就可以被重構。
其四，通過對民族國家演進中不确定性的研究，打破對民族國家核心要素的先驗設定，從而豐富時間維度。現代民族國家具備的一些核心要素被主流國際關系研究假定為無須論證的存在，比如它具備的國族團結、民主架構、科層制特征等;還比如它是西歐中世紀封建模式的替代者和進步模式。針對前者，查爾斯·蒂利在其一系列著述中曾指出過歐洲民族國家演進曆史中不同思想的競争性、演進的不确定性等。[17]針對後者，亨瑞克·斯布魯特提醒我們注意，在中世紀晚期，法國式主權國家、德意志漢薩同盟、意大利城邦并存，它們都是歐洲中世紀封建制的颠覆者和繼承者。[18]一些主權國家之間的關系原則，諸如簽訂協議、确保協議的可維持性、确保均勢，在漢薩同盟和意大利城邦都表現出來了，最後是一系列曆史因素綜合導緻法國模式勝出，後來法國模式在法國大革命後又發展成民族國家模式，這種民族國家模式才傳遍全球。具體關注到當今的國際政治現實，一些國家也隻是披上了民族國家的外衣，部族政治等前現代因素依然對民族國家模式形成挑戰，這也就證明物理時間節點上的同一性并不代表着曆史進程上的同一性。
曆史社會學學者，除了從時間觀上對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研究進行批判，解構了其現世主義假定和民族國家同質化假定，也針對與民族國家直接相關的議題進行了反思。這種反思實際上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便是學界的集體動向。伴随着越來越多的國家進入共同市場，全球化推動的相互依存度提升以及人員跨境流動增多，傳統國際關系研究主要重視國家的視角存在明顯不足，因而把非國家因素納入考量範圍，比如重視國際組織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共識。這被看成是關于主權國家的第一次争論。入江昭的《全球共同體》就較早地對國家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進行了重點關注。但是這種研究方式，仍舊沒有改變對民族國家屬性的看法，關于國際組織的研究隻是民族國家研究的延伸，并沒有真正建立起對跨社會聯系的關注，各個國家的内部社會在一定程度上仍舊被看成彼此離散的單元。
曆史社會學學者的目标指向之一是要打通民族國家内部和外部的界限。“曆史學家和曆史社會學家以實證的理由争辯說，國内和國際領域的分化是一種現代現象。”[19]曆史社會學家指出，國内和國際領域的分離并不符合現實，而是被人為建構的結果。換言之，這是一種叙事造就的印象，真實的國内和國際領域應該是一種内外交疊(overlapping)狀态。民族國家和國際社會是聯結在一起的，是國内政治研究和國際關系研究的學科上的疏離，使對二者的研究形成了叙事上的差别。弗雷德·哈利迪指出，在沒有參考一系列國際因素的情況下，不可能解釋個别國家的政治。無論是曆史還是現實，“國際”并不是“外面的”東西。國際社會經常會通過諸如炸彈襲擊、油價高漲等形式侵入國内政治的政策領域。[20]20此外，如前文所述，國際關系是先于現代民族國家的，在現代民族國家及其政治制度的形成發展過程中，國際因素一直是重要的形塑力量。國家間競争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原因和發展的方向，而國内資源的調動和使用則是民族國家在國際政治中争衡的手段。
考慮到對國内和國際不該進行人為的叙事剝離之外，曆史社會學學者還認真反思了如何認知國家的性質。這方面的反思是曆史社會學研究和比較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共同貢獻，被稱之為“第二次主權國家争論”[21]1-14。查爾斯·蒂利、斯考切波這些主要精力并未放在國際關系領域的學者，之所以會被看成對國際關系研究的曆史社會學路徑做出了重要貢獻，就在于他們在對國家性質的判定上做出了重要貢獻。“這些學者發展了國家的理念，将其看成是聲稱控制某一特定領土的一組機制。”[1]20安東尼·吉登斯在談寫作《民族—國家與暴力》一書的宗旨時也說，目标是“将民族國家的發展理解為一種具體的機制模式”[16]34。主流國際關系研究對國家的定義是基于領土的，而曆史社會學對國家的定義則是基于機制的，這是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的重要創見。
在曆史社會學學者看來，不同國家的機制也并不是同質的。以斯考切波為例，在其名篇《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中，雖然探讨的是社會革命問題，但其在總結部分卻探讨了國家的差異，認為現代世界曆史中的社會革命，“大都發生在落後于競争對手的農業國家中，而非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裡”，并且設想如果社會革命發生在一個發達的工業國家，“那将是一場與曆史上重大的社會革命迥然不同的革命”。[22]349-350斯考切波本身對于革命論題的觀點是否具有說服力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樣一種以曆史重大事件為切入點的議題将國家的差異性點了出來。
相較于斯考切波将國家理解為社會機制、強調國際機制的差異性，邁克爾·曼思考的更多。邁克爾·曼轉變了傳統上所認為的社會從屬于國家的狀态，實現了從國家中心主義向社會中心主義轉變。在其《社會權力的來源》中文版序言中，邁克爾·曼點明了自己的首要論點，“各個社會及其發展都是社會權力四種來源的産物。這四種來源是指意識形态、經濟、軍事和政治方面的權力。政治權力也通過地緣政治延伸到國際領域，即國家之間的關系方面”[23]中文版前言1。在對四種權力來源的衡量中，與主流國際關系研究将軍事和政治緊密綁定不同，邁克爾·曼明确将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分開，認為許多現代國家并沒有壟斷軍事權力，沒能有效控制國家内部的軍事力量，同時有些國家的安全是依靠其他大國來維護的。更進一步，邁克爾·曼又認為人類的互動是置身于四種社會權力形成的可以區分的互動網絡之中的，這樣又在一定程度上以社會機制取代了國家機制，将視野拓展得更寬。
當把社會也理解為機制時，社會機制與民族國家邊界的關系也就進入了曆史社會學學者的研究視野。傳統分析模式中的社會邊界以國家主權邊界為邊界，已經不再行得通。一方面，社會機制的邊界不一定與民族國家的邊界重合，這方面部族主義國家為明顯例證。在非洲等地區的部族主義國家，國家内部各部族的部族主義認同可以超越對民族國家的認同，各個部族有自己的組織模式，部族之間各自為政、互不統屬，這成為這類國家内部治理的重要難題。另一方面，如約翰·魯傑所說，“機制性體系未必需要固定的地理邊界”[24]。魯傑所舉的實證性例子是曆史上的蒙古遊牧部落。盡管這種不限定明晰地域範圍的遊牧部落在今天的國際政治中已經不複存在，今天的遊牧部落活動範圍已經不能突破各自民族國家邊界，但魯傑的觀點仍具有重要的啟迪作用。比如現在的大型跨國公司，每個跨國公司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擁有自身機制的社會，它們具有曆史上蒙古遊牧部落的特征，并且對國際關系正産生着深遠影響。
通過把國家和社會界定為機制，國内因素和國際因素可以跨越民族國家這一屏障，在一種或幾種機制中建立聯系，這樣在認識論上也形成了複雜性思維。曆史社會學中的一些著述還嘗試“解釋現代世界的形成是資本主義發展、工業化和國際體系相互作用的結果”[25]119，也是跨越民族國家邊界，以機制入手解讀國際政治和世界曆史進程的嘗試。此外，以機制入手認知國際政治還可以像詹姆斯·羅西瑙等人那樣把視角進一步轉換。當假想同質化的民族國家之間在無政府狀态中博弈時，國家的思維自然是利益思維、囚徒困境思維，但如果換成以機制性視角思考問題，以全球性機制為思考重心，就能像羅西瑙那樣對“沒有政府的治理”進行探讨。[26]引入機制性思考之後，曆史社會學學者們将國際關系研究“從靜态的、簡易的方法引向一種更為活躍的解釋，這種解釋可以很好地理解社會行為和社會變化的動态性”[9]405。
曆史社會學學者重新思考國際關系的研究取向時，另一重要努力方向是強調多重因果鍊。當主流國際關系研究或是追求簡化、清晰的結構闡釋，或是追求以某一框架或模型來表述主題時，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則對簡化甚至單一因果鍊闡釋方法提出了批評并重新引入了複雜性。比如，曆史社會學學者們重點關注了重大社會政治變革對國際關系的意義，在他們看來，“社會政治變革隻能通過多種力量的相互作用來理解，任何一種力量都不能被歸結為決定性的單一本質”[27]。上文所提及的曆史社會學著述中嘗試從資本主義發展、工業化和國際體系相互作用來解讀現代世界的形成就是一種多重因果鍊的展現。
在多重因果鍊視角下，民族國家的現世主義設定被淡化了，民族國家的建構過程得到了探讨。前文提及的民族主義研究著名學者厄内斯特·蓋爾納之所以被歸為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的一員，就在于他對民族主義推動民族國家建構的複雜過程進行了重點研究。工業發展、社會分工、大衆教育等因素在蓋爾納那裡都得到了關注。[28]其他曆史社會學學者雖然對民族主義意識生成、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認識，但無疑都采用了多重因果鍊視角。如巴裡·吉爾斯雖然特别突出了資本在這種世界曆史轉型過程中的作用，但也強調要從經濟、政治、思想和文化等方面綜合判斷資本的社會效應。[7]159-161
從民族國家的建構曆程着眼，尤其衡量到民族國家建構之前的國際關系狀态，還有助于通過引入曆史複雜性對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研究的無政府狀态假定進行批判。多位曆史社會學學者反複指出，歐洲中世紀的國際制度是無政府狀态和等級制度的混合體;東亞朝貢體系的國際制度是以等級制為重心，同時行為體間并沒有确定的權力依附關系，等級制更多地表現于文化和理念層面。此外，通過既有的曆史發展過程來看，無政府狀态所占的時間比重截至目前并不比等級制所占的比重更長。由此，曆史社會學學者強調，“無政府狀态在曆史上一直是不穩定的，不能被視為先驗的假設”[19]345。當我們意識到無政府狀态隻是國際結構屬性的一種時，還可以把流變性引入到對無政府狀态的思考，也就是要認識到“無政府狀态的結構屬性可以發生轉變”[13]46，無政府狀态有可能走入新的等級制狀态或是其他模式。
多重因果鍊視角的引入，還擴大了國際政治研究的議題，并且使議題呈現出了更豐富的讨論空間。比如在對國際組織進行思考時，一些曆史社會學學者認為，歐盟、聯合國難民署、世界銀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部隊等多種國際組織不應被視為國家的延伸，這些組織不是“國家的女仆;相反，它們可以是富有創造力、充滿活力和獨立的實體”[7]113。将這種思考進一步拓展，個别學者甚至将這類全球性機構看成是形成全球國家(global state)的要素。雖然全球國家不一定能夠真正形成，但馬丁·肖認為，“這些機構在某種程度上的确具有全球影響力和合法性，并作為一種類國家形态在全球範圍内調節着經濟、社會和政治”[29]。理念、信仰等被主流國際關系理論所忽視的因素，也被納入了曆史社會學研究的視野。比如弗雷德·哈利迪指出，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研究對中東地區的研究存在着諸多問題，而問題背後，尤其對中東地區的誤讀，主要源于“對意識形态和信仰體系的忽視，對國家内部和社會因素的嚴重忽視”等[30]25。
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在拓展國際關系研究的維度上，還參與了對“人的安全”的探讨。冷戰終結之後，“人的安全”概念提出并引發了相對廣泛的讨論。人的安全，既是對普遍人權更泛化的闡釋，也是對國際政治中新安全觀的進一步延伸。“人的安全是安全概念向前邁出的重要一步，凸顯了貧窮、疾病、環境壓力、人權侵犯以及武裝沖突等對人的安全和生存帶來的危險。”[31]1那些推崇人的安全的論斷，将民族國家邊界置于次要的地位，以人本身的安全為終極訴求。甚至有的學者認為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邊界的存續是不利于人的安全實現的。“18、19世紀國家作為國際政治主角的地位得到鞏固，安全也随之變得由國家來壟斷。這一特點和過程首先在歐洲随着民族主義的興起得到強化和補充。民族主義作為共同體的身份認同把國家及其主權與國家群體合并起來，這在較大程度上使個體身份掩蓋在國家概念之下。”[32]8這類研究通過把人放置在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研究中的核心位置，在努力突破以民族國家為本位的叙事模式，這種轉變需要思考的問題更為複雜，所要闡釋的層面更為多元，因而也隻有多重因果鍊的思維模式才能夠應對這樣的議題。
當然，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引入的多重因果鍊，有些論斷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現實，是一種人為建構的叙事方式。比如，按照一些學者所論，全球化已經生發了一種資本邏輯，這種資本邏輯的特點是資本的運作與流動打破了民族國家領土邊界的束縛，擁有了自身的獨立性。但問題是資本對于人來說是工具性的，不像民族國家認同一樣是更為根本的身份定位和認同訴求。實踐資本邏輯的典型是區域聯盟或稱區域共同體，但目前來看區域共同體并不能夠消解民族國家身份，也難以真正消解民族國家邊界。再比如對人的安全的探讨，從視角上具有革新意義，從理念上更具人道主義關懷，但更為實際的問題是，如果民族國家本身被判定為不值得信賴，那麼由誰來确保人的安全?
雖然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會有自身的問題，但是面對複雜的國際政治現實，尤其是當我們發現前現代因素在現代國際關系中仍然存有強勁的影響力時，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的确為我們審視和批判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和研究的不足提供了有益參考。總體而言，國際關系曆史社會學研究路徑為我們思考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提供了新的方法論，尤其是在解構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民族國家設定上做出了重要貢獻，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重構。曆史社會學是一種強調曆史流變性的研究路徑，當曆史還在流變，當舊的曆史現象仍在反複，新的曆史現象還将出現時，我們以一種動态的、不斷重構的視野去審視國際政治、理解國際關系也就更加合乎情理和現實。（注釋略）
文章來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9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