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的世界是一個由“民族國家”構成的世界，“國别”已經成為區分人們的基本标志。但百年之前，世界大部分地區還被大大小小的新老帝國和帝國殖民地所覆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意義，在于開啟了世界從“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新時代。圍繞一戰和二戰之後新興國家的建立，也即所謂的“非殖民化”進程，人類上演了一幕幕的悲歡離合。百年之後的世界雖然已經按照“民族國家”的形式重新組合起來，但國家之間的曆史背景千差萬别，構建過程更不可能整齊劃一。冷戰期間的大國紛争和冷戰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拓展，使“民族國家”體制不斷遭遇新的挑戰。從“帝國”向“民族國家”的轉變或許是一種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民族國家”體制又難以應對當今世界所面臨的種種新的挑戰。在這樣一種形勢面前，是重新拾取帝國的治理經驗，彌補民族國家體制的不足，還是掙脫現實的羁絆，挖掘新的組織方式和治理空間，需要學界進行新的思考和研判。

帝國是人類幾千年文明史上最為重要的組織形式之一，也是當今世界的“來源”，因為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曾經與新老帝國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都從帝國“脫胎”而來。１９世紀末２０世紀初，除了早期從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帝國統治之下獲得獨立的拉丁美洲國家外，世界被大大小小的帝國所覆蓋。傳統觀點認為，自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簽訂以來，民族國家便逐漸取代帝國，成為國際社會最重要的行為體。但事實上，直到１９世紀末除了南北美洲之外，世界大部分地區還是由帝國支配，其中既包括在中東、東歐和中亞争雄幾百年的奧斯曼帝國、沙皇俄國和奧匈帝國等老牌帝國，也有英法這種瘋狂瓜分世界的新興帝國，還有羽翼漸豐，剛剛投入海外殖民地競争的美國和日本。一戰之後國際聯盟成立之時，僅有４４個成員國。二戰之後聯合國成立之初，也僅有５１個成員國。而到今天，聯合國成員國已經達到１９３個。可以說，直到２０世紀中期，帝國曾與民族國家在世界上長期并存，當今世界多數“民族國家”的曆史還不到百年。

世界從帝國向民族國家的轉變開始于１９世紀，大緻經曆了四個階段。首先是１９世紀的拉美革命，西班牙、葡萄牙等列強控制下的美洲各殖民地相繼爆發了要求獨立的革命。在這種背景下美洲各國最早掙脫了帝國的枷鎖，成為民族國家——海地(１８０４年)、大哥倫比亞(１８１０年)、巴拉圭(１８１１年)、委内瑞拉(１８１１年)、阿根廷(１８１６年)、智利(１８１８年)等國相繼獲得獨立。到１９世紀中期，西屬美洲除古巴外全部獲得了獨立，民族國家在美洲得到了普及。但從１９世紀中期開始，英法等殖民國家掀起了瓜分世界的浪潮，将幾乎整個亞洲、非洲及太平洋地區變成了自身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此，拉美革命比較“超前”，對歐亞大陸和非洲組織形式的重塑，并沒有産生太大的影響。

帝國向民族國家轉變的第二階段開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戰在推動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還在一戰期間，俄羅斯相繼發生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沙皇俄國垮台了，但新興的蘇維埃政權經過一番曲折，不僅成功地鞏固了沙皇俄國的版圖，而且還有所擴張，并于１９２２年成立了由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南高加索聯邦組成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後加盟共和國增加到１５個。而随着一戰的終結，德意志第二帝國、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相繼壽終正寝。德國失去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奧地利承認匈牙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塞爾維亞—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等為獨立國家。奧斯曼帝國發生了凱末爾革命，土耳其共和國在戰争中赢得了獨立地位，但原已失控的奧斯曼帝國徹底擺脫了土耳其人控制，成為英、法等戰勝國的委任統治地、保護國或半殖民地。英國控制的勢力範圍包括塞浦路斯、阿富汗、埃及、蘇丹、沙特阿拉伯、伊朗、約旦、巴勒斯坦、伊拉克以及波斯灣沿岸的一些酋長國。法國控制的勢力範圍包括叙利亞、黎巴嫩以及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斯。意大利控制利比亞，西班牙控制摩洛哥部分地區。英、法對其控制範圍“分而治之”的策略客觀上奠定了現代中東國家的疆界，現代中東就是在奧斯曼帝國解體的基礎上誕生的。不過，雖然一戰後英、法等仍維持着龐大的殖民帝國，但在威爾遜“十四點計劃”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民族獨立、民族自決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因此可以說，一戰拉開了２０世紀世界從帝國時代向民族國家世界轉變的序幕。

帝國向民族國家轉變的第三階段，主要是二戰後亞非國家從英法和日本殖民統治下獲得獨立的過程。１９４１年，羅斯福與丘吉爾在«大西洋憲章»中明确表示，戰後承認各國人民有權選擇其政府的形式，使被武力剝奪主權和自治權的民族重新獲得主權與自治。１９４５年頒布的«聯合國憲章»則明确規定各國主權平等，極大地推動了戰後非殖民化浪潮的興起。與此同時，英、法等國在二戰中損失慘重，無力繼續維系其龐大的殖民帝國，被迫開始收縮戰線，允許其控制下的殖民地獲得獨立。戰後初期，獲得獨立的國家多集中在亞洲和北非，如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突尼斯和利比亞等，它們在原殖民宗主國撤出後直接宣布獨立建國。“中東的裂變”在二戰後持續展開，從一戰之後到二戰之後，原來的奧斯曼帝國衍生出十幾個國家，從而最終使擁有共同語言、宗教和區域的阿拉伯民族構建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的理想化為泡影。民族獨立運動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進入高潮。１９６０年被稱為“非洲年”，這一年共有１７個非洲國家獲得獨立。１９９０年，非洲最後一個殖民地納米比亞獲得獨立，标志着歐洲殖民帝國體系的徹底瓦解。美蘇冷戰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文安立在其«全球冷戰:美蘇對第三世界的幹涉和當代世界的形成»中文版序言中做過這樣的歸納:第一，美國和蘇聯的幹涉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第三世界各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變遷的國際和國内框架。如果沒有冷戰，非洲、亞洲，也許還有拉丁美洲，都将完全不同于今日之狀況。第二，第三世界的精英中形成的政治方案，往往是對冷戰兩大對手—美蘇—所提供的發展模式的有意識的反應。當然，由于截然不同的曆史背景和現實國情，第三世界國家對美國或蘇聯模式的照搬難以取得成功，并且往往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第四階段，也是最後一個階段始于冷戰的終結。１９９１年蘇聯解體，分裂為１５個國家。１９９２年南斯拉夫解體，分裂成５個國家。與此同時，冷戰後民族主義思潮再度興起，一些原屬于某一國家内部的族群也開始要求獨立，如捷克斯洛伐克分裂為捷克和斯洛伐克兩個國家，東帝汶和南蘇丹的獨立等等，世界上民族國家的數量也随之不斷增多，到２０１３年，聯合國會員國數量已達１９３個。需要指出的是，盡管關于蘇聯的性質學術界一直存有争議，但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史學界出現了“帝國轉向”，形成了新的帝國史流派。這種局面的出現既與西方學術界的影響有關，也适應了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内政外交的需要，這就是為帝國和俄羅斯帝國“正名”:帝國不僅有鎮壓的功能，也有建設的潛力;俄羅斯不是“民族監獄”，而是一個多種族的超大民族國家。“帝國轉向”符合俄羅斯日益擡頭的愛國主義和國家主義意識形态，既可以滿足俄羅斯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又可為國際外交需要服務，抵禦原蘇聯地區國家的民族主義攻擊。德米特裡特列甯等俄羅斯國際關系學界的知名學者，也從帝國的角度，闡釋當今俄羅斯的來龍去脈。

伴随着從“帝國時代”向“民族國家”的轉變，整個世界按照歐洲人發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重新組織起來了。理論上，每個國家都是“相似的單位”，都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但實際上，由于曆史背景、族群構成、宗教信仰和發展水平的不同，國家之間差異極大。根據國家之間不同的曆史背景，我們大緻可以把它們分成“已構建國家”、“再構建國家”和“構建中國家”。“已構建國家”指的是那些最早按照威斯特伐利亞原則組織起來的歐洲國家。“再構建國家”指的是具有悠久的曆史傳統、在西方的壓力之下蛻變成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家。“構建中國家”指的是在淪為殖民地之前，沒有長期、穩定的國家傳統、在非殖民化運動中赢得民族國家地位的國家。而在“構建中國家”内部，情況又不盡相同，還可以進一步細分。無疑，在當今世界，“構建中國家”占大多數，有的在國家構建中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如新加坡，但大多數構建中國家的國家建設進展緩慢，是當今世界矛盾和沖突的多發地。

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世界按照“民族國家”的方式重新組合起來。可以說當今世界是一個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但是，在從帝國時代向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無論是新興的民族國家，即再構建國家和構建中國家，還是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即已構建國家，都遭遇了嚴峻的挑戰。在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一些國家成功了，一些國家失敗了。一些國家擺脫了貧困落後的面貌，逐步跻身于發達國家行列，一些國家依然在内戰、貧困和沖突中踯躅前行。從形式上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都被“民族國家”重新塑造過，但是，在“民族國家”的表象之後，每一個國家的“内涵”和遭遇都不一樣。這些不同的遭遇提醒人們在國家理論和國際關系理論的探索方面，更多地關注多樣化和多元化的現實，而不是僵化在一種“定見”之上。

已構建國家在這一百年的時間裡經曆了“生與死”的考驗。第一次世界大戰終結了拿破侖戰争之後歐洲曆史上的“百年和平”，幾百萬青年血灑疆場，英法兩國經曆了德意志這個新興帝國颠覆歐洲均勢、沖擊世界霸主的挑戰。隻是由于美國出手相助，英法等國才赢得一戰的勝利，重建歐洲秩序。二十年後，希特勒德國卷土重來，全世界幾乎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又是得益于美國的幫助和蘇聯紅軍的浴血奮戰，歐洲大陸才得以逃脫希特勒德國的魔爪，在戰争的廢墟上重建自己的國家。但是，随着二戰的終結，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發源地，作為世界上大部分領土支配者的歐洲“民族帝國”，其支配地位也終結了，歐洲國家淪為世界舞台上的“配角”，歐洲核心區以外的兩個超級大國開始支配全世界。歐洲國家被分割為東西兩個部分，成為美蘇冷戰的前沿陣地。蘇聯憑借經濟和軍事實力的迅速發展，以及中國等非歐洲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在經濟、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态方面對這些已構建國家形成了挑戰。蘇聯的挑戰促進了已構建國家的團結，也促使美國改變對舊大陸的認識以及自身的身份認同，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西方。也正是在冷戰之中，歐洲國家健全社會福利制度，并組成歐洲經濟共同體，保持了對蘇聯的經濟和技術優勢，直到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但是，随着冷戰後經濟全球化的深入拓展，越來越多的再構建和構建中國家融入世界經濟體系，越來越多的制造業和服務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歐美國家社會分化加劇，階級和階層之間的流動性降低，不平等的社會特征日趨突出，社會沖突加劇，民粹主義興起，已構建國家的發展模式和社會制度遭遇新的挑戰。英國全民公投“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都是已構建國家應對這種挑戰的一種反應。

再構建國家，特别是其中的大國，在世界重塑的過程中重新振作起來，正在以“非西方”的形式挑戰西方對世界的主導地位。通過向“民族國家”轉型，再構建國家重新塑造了自己的國家認同，扭轉了１９世紀以來的頹勢，逐步實現了“崛起”或“複興”，甚至重新獲得了塑造世界的能力成為百年世界變局的重要标志。

土耳其和伊朗是中東地區再構建國家的突出代表。一戰之後，凱末爾領導的土耳其革命開啟了中東曆史的新篇章，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構建了一個共和國，一個施行政教分離、模仿西方國家體制的新型國家。土耳其在冷戰中成為西方陣營的一部分，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并一直努力加入歐盟，希望成為歐洲的一部分。冷戰終結之後，特别是埃爾多安擔任土耳其總理和總統以來，土耳其經濟獲得了迅速發展，并開始奉行有别于美國和西方的外交政策，成為左右中東局勢的重要力量。二戰後，伊朗曾經在“白色革命”的道路上“迅跑”，成為繼土耳其之後伊斯蘭世界“現代化革命”的又一個重要标志。但巴列維政權的專制和腐敗導緻社會矛盾激化，最後被１９７９年伊斯蘭革命推翻，宗教勢力重回伊朗政治。但伊朗革命所建立的“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竟然在美國和西方多年來的孤立與制裁中屹立不倒，并且能夠在中東變局中呼風喚雨，的确是個奇迹!２００１年遭遇基地組織恐怖襲擊之後，美國反恐戰争“擴大化”的戰略失誤不僅使美國深陷中東泥潭，而且使相對平衡的中東力量格局不複存在，伊朗被認為是中東變局的最大“赢家”。不可否認，伊朗經濟與社會發展困難重重，體制改革似乎在所難免，但作為再構建國家，伊朗早已擺脫了任由西方大國擺布的命運，并且具備了與大國讨價還價的能力，成為中東和世界舞台上的重要力量。

俄羅斯和日本也是再構建國家。俄羅斯是一個歐洲國家，但又總是作為“被專制的東方毒害過的國家”而被歐洲排除在外。從彼得大帝改革開始，俄羅斯就一直在向“先進的”歐洲學習，但又拒絕接受法國革命開辟的新秩序，成為鎮壓歐洲資産階級革命的“憲兵”。一戰期間，沙皇俄國深陷困境，１９１７年發生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十月革命”轉向社會主義道路，二戰結束之時一躍而為超級大國，與美國和西方博弈近半個世紀。１９９１年蘇聯解體，俄羅斯重啟沙皇俄國時期的民族認同，并想“重歸歐洲大家庭”，甚至成為西方的一部分。但俄羅斯與西方的“蜜月”很快就過去了，俄羅斯依然被視作“徘徊在歐洲大門口的陌生人”。冷戰後美國和西方對俄羅斯的“蔑視”反過來“刺激”了俄羅斯重整旗鼓的雄心，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依賴能源輸出構建夥伴關系，依賴軍事實力抗衡美國壓力，依賴外交上的“出奇制勝”，使俄羅斯再次成為美國的主要對手，重歸世界大國行列。美國戰略家布熱津斯基曾經策劃構建一個從海參崴到裡斯本，把俄羅斯和土耳其都納入其中的更大的“西方”，但美國和歐洲領導人的“戰略失誤”卻成全了一個新的特立獨行的對手。與此同時，另一個亞洲的再構建國家日本卻成了“西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當然，早在１８７０年代明治維新時代，日本就在東亞率先開始了國家的重構進程，并且通過甲午戰争和日俄戰争擊敗了大清帝國和沙皇俄國，跻身于“列強”行列，成了“文明”國家。但日本以拯救亞洲人為幌子，号稱要把亞洲從白種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大東亞共榮圈”，實則為變東亞為日本獨占殖民地的圖謀。日本的行為進一步刺激了東亞其他民族的覺醒，日本帝國也在二戰中灰飛煙滅。戰後日本在美國占領軍的指導下進行了國家的重構，發動戰争的軍國主義勢力和機制被清除，重新崛起為實現了“民主化”的經濟大國，并且被接納為“西方世界”的“合格”成員。

中國更是一個再構建國家的典型。清末的改革實際上就是在向現代民族國家過渡，抗日戰争進一步促進了中華民族的覺醒，辛亥革命之後的軍閥混戰、國家分裂，國民黨的腐敗無能和共産黨的勵精圖治，最後使１９４９年統一後的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并通過１９７８年開始的改革開放實現了跨越式發展，超過諸多西方發達國家，成為GDP總量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國，成為挑戰美國和西方世界主導地位的“威脅”，甚至中國的“崛起”就被視為西方“衰落”的原因。實際上，關于何為“中國”?曆史上的中國也是一個“帝國”，還是早熟的現代國家?如果是一個“帝國”，那麼中國向“民族國家”的轉型究竟起于何時?中國又是一個怎樣的“民族國家”?近年來都成了學術界的熱點問題。清代曾經被佩雷菲特視為一個“停滞的帝國”，現在又被文安立視為一個“躁動不安的帝國”，特别是１７５０年之後，斯蒂芬哈爾西則認為１９世紀中期開始，清代已經開啟了現代國家建構的新時代。這些問題的讨論，對傳統意義上“帝國”和“民族國家”理論提出了挑戰，也為中國學界的國際關系理論創新提供了新的啟迪。

與再構建國家相比，構建中國家在世界的重塑中展現的是另一番圖景:一方面是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另一方面是國家構建之中的血雨腥風。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的地區又展現出不同的特點。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之間的疆界有着非常明顯的人為制造的特點。原本生活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大小小的２０００多個部族，先是被分割在５０多個歐洲列強的殖民地或保護地中，而非洲的非殖民化又隻能在這種歐洲列強人為制造的“單位”的基礎上進行。這樣，一個部族被分散在不同的國家，而一個國家又包含了許多不同的部族。因此，無論是國家構建(state building)還是民族構建(nation building)，幾乎都是從零開始。從１９１０年南非獨立開始，到２０１１年南蘇丹獲得獨立地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殖民化進程幾乎經曆了一個世紀的時間。在這期間，特别是美蘇冷戰期間，撒哈拉以南非洲新興國家的構建成了東西方博弈的戰場，緻使有些國家長期陷入混亂和内戰。與非洲國家相比，中東地區的國家構建具有鮮明的民族和宗教特征。除了土耳其、伊朗可以被納入“再構建國家”的行列外，其他國家多以阿拉伯人為主體民族，仍處在構建民族認同的艱難進程當中。從地中海沿岸的北非到“肥沃的新月地帶”，再到阿拉伯半島，雖然政治制度差異很大，但基本可歸納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以“阿拉伯民族主義”為号召的共和國，以伊拉克、叙利亞等國為代表，它們曾主張建立統一的阿拉伯人國家，但因領導權紛争和外部幹預等而退回到各自的本土立場，并在冷戰後陸續陷于内亂和大國入侵。另一種則是君主制或部落聯盟國家，如沙特、約旦、阿聯酋等它們在貝都因人社會的基礎上建立起“民族國家”，沙特更是通過原教旨的伊斯蘭意識形态賦予國家以合法性。

在有“民族博物館”之稱的東南亞，狹窄、破碎的生存空間中分布着４００多個民族，其中１００萬人以上的民族就有２４個。維持多民族國家的艱難，使緬甸、印尼、菲律賓等國在獨立後不久就陸續建立威權政府，以強力手段阻止離心勢力的出現，甚至通過打壓華人等外來移民轉移社會不滿。越南等中南半島國家，則在獨立後加入了共産主義陣營其中越南不僅在越南戰争中完成了統一，還一度企圖建立複合型的印度支那聯邦。冷戰結束後，東南亞國家陸續進行市場化、民主化改革，并通過東盟内部的區域合作抑制了各國在民族、制度、宗教領域的沖突，國家構建進入了相對平穩的階段。

現代南亞國家的建立普遍承續英屬印度的衣缽，殖民者為其培養出一批本土化的行政、科技、軍事精英。然而另一方面，“分而治之”的政策助長了南亞社會的宗教隔閡。與國大黨将印度人視為“一個民族”不同，穆斯林聯盟則視穆斯林與印度教徒為“兩個民族”，而南亞大陸的真實狀況是多民族并存。１９４７年８月，巴基斯坦作為“使穆斯林免于印度教徒多數壓迫的避難所”，得以與印度分别建國。可以說，印、巴兩國是在“撕裂”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而巴基斯坦又面臨着西巴和東巴之間的内部矛盾，并最終被肢解為兩個國家，１９７１年東巴在印度的支持下獨立為孟加拉國。在印度國内，除印度斯坦人外的其他民族也存在不同程度的離心傾向，特别是東北部地區。南亞各國的締造者曾将世俗主義作為國家的準則，但當國家間的敵意戰勝理智，強調國家的宗教屬性就成為一種趨勢，這又促進了邊界兩側的伊斯蘭化和印度教民族主義。

拉美國家與前述地區的不同之處在于，其建國進程早在１９世紀已經陸續展開，而且多數國家的國民主體是本土化的白人，較少存在挑戰國家統一的民族因素。隻有在巴拉圭和安第斯國家的一些内陸腹地，存在國家之外的印第安人群體，其關切主要在土地分配、經濟增長等方面。而在加勒比海地區，黑色人種與印第安人的普遍混血使各國的民族概念趨于模糊。多數拉美國家建國後，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于政治上的考迪羅制、經濟上的大地産制、文化上的天主教會“三位一體”的統治，而外國資本對拉美資源的控制又使本國勞動階層淪為純粹的被剝削者。在構建民族國家的過程中，改革、革命與保守三種勢力的拉鋸成為拉美發展的不同動力。

縱觀從帝國時代向民族國家演進的曆史進程，我們會發現，構建中國家遭遇的挑戰更為嚴峻和持久，其中最重要的還是作為民族國家的民族構建問題。實際上，對許多構建中國家來講，這個問題到現在也不能說已經解決了。這說明對于當今世界多數國家來講，“民族國家”是一個名不副實的稱号，今後的路還很長。另外，冷戰的終結也對構建中國家構成了強烈的沖擊，一批國家陷入“民主化”轉型導緻的内亂甚至解體的危機之中，淪為所謂的failed state、weak state或fragile state。重建一度成為國際組織關心的重大課題，而重建的重點竟被認為是“安全重構、效率重構和合法性重構”，這幾乎等于重新開始國家的建構，同時也說明過去百年這個世界重塑的過程表面上完成了，但實際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從“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也是世界的組織形式，被重新塑造的過程。但“民族國家”體制既要經受“曆史的拖累”，容忍“前現代”的國際關系行為體的持續存在，又要因應新時代的挑戰，在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的條件下，适應國家之間依存關系的發展和人民之間互動形式的革新，接受國家主權的分割和分享，直至國内與國際問題之間界限的消失。總之，在從“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型的過程中，舊有的問題還沒有消化，新的挑戰已經近在眼前。“民族國家”體制主導地位剛剛确立，就被發現了越來越多的“時代局限”。“帝國”似乎已經走遠，但又似乎重新聽到了人們的召喚。“帝國”的惡名和陰影依然萦繞在人們的心頭，但讓它重操舊業恐怕很難。一百年過去，世界完成了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變，但對未來依然充滿疑惑。

縱觀從“帝國”時代到“民族國家”世界的轉型，我們會發現許多“理論”與“實踐”的脫節之處。而這脫節之處，或許恰恰可以成為我們走出困境的起點。首先，就“民族國家”的“理論”與“實踐”而言我們會發現有關“民族國家”的學術著作汗牛充棟、見仁見智，但基本上都以歐洲的民族國家(或民族—國家)為“原型”或出發點。而在現實世界中，真正符合歐洲“民族國家”标準的為數不多，而這樣國家又構成當今世界“民族國家”的多數。因此，我們有必要“跳出西方‘民族國家’的話語窠臼”，才能夠在“民族國家”的理論與現實研究中“行穩緻遠”。其次，“民族國家”構建的前提是“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對于再構建國家來說，民族主義是凝聚人心、重塑認同和煥發精神的最有号召力的旗幟。通過“民族國家”的構建，這些再構建國家重新煥發了活力，擺脫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再度“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對于許多構建中國家來說，民族主義的旗幟沒有那麼強烈的吸引力。在這些國家，人們對于宗教(或教派)、部落、族群的認同已經延續千年而“民族國家”對他們來講，隻是最近幾十年才出現的新生事物。因此，根深蒂固的部落政治依然在中東和非洲的許多國家發揮着重要作用，逼得許多國際關系學者把研究重點轉向族群政治或部落政治，并把曆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等領域裡的專家邀請進來。在這樣的地方，傳統意義上的國家理論和國際關系理論失去了“用場”。第三，“民族國家”與“帝國”并不是二元對立的，從“帝國”時代向“民族國家”世界的轉型也不是一個線性的過程。實際上，即使在當今這個主要由“民族國家”構成的世界上，帝國依然沒有遠去。作為最早的民族國家，英、法等殖民帝國直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才壽終正寝。王赓武把這種在歐洲為“民族國家”、在歐洲以外是龐大殖民帝國的國家稱為“民族帝國”。冷戰期間，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也經常被描述為帝國主義國家。冷戰終結，美國盡享“單極時刻”，被形容為“現代羅馬”。卡贊斯坦認為美國的超強實力使其具備了帝國的特征，在研究美國與歐洲和亞洲的關系時，他便使用了“美國帝權”(American Imperium)的概念。實際上，美國赤裸裸地幹預他國内政，甚至軍事入侵，扶植傀儡，把自己的意志淩駕于國際社會意志之上的“帝國主義”行徑，多少年來一直遭到他國甚至美國盟國的譴責。

“我們生活在擁有近２００個國家的世紀裡，每個國家都展示着其主權的種種象征(國旗、在聯合國的席位)而且每個國家都聲稱代表各自的人民。無論大小，這些國家原則上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依據國際法聯合在一起。但是，這個我們視為當然的民族國家的世界迄今年僅６０歲。”這是簡􀅰伯班克和弗雷德裡克庫珀«全球帝國史»第一章的第一段話。這無疑是當今世界的真實寫照。但在這段話不久，他們馬上又提醒讀者:“帝國的持久性挑戰了民族國家是自然的、必需的和必然的觀點”。這句話對我們理解當今世界顯然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他們在書中還認為“帝國尚未讓位于由一個民族國家構成的穩定的、正運轉着的世界。”面對這樣一個已經實現從“帝國”向“民族國家”的轉變，但依然充滿迷惑的世界，有中國學者認為，縱觀近代以來世界曆史的演變，民族國家與帝國呈現出一條周期性替代的線索。當民族國家體系孱弱的時候，帝國就不期而至。當民族國家強有力運作的時候，帝國就隐然退卻。帝國在民族國家的國際體系縫隙中獲得周期性重建的契機。當今世界，恰好進入民族國家衰頹、帝國重建的活躍時期。舊帝國的複活與新帝國的建構，成為帝國重建的兩種基本模式。在民族國家與帝國的周期性轉換之間，人類尋求進步，以期獲得解決這一不良循環的出路。當然涉及到中國，也有學者表達了比較謹慎的态度，認為，傳統的“帝國”概念與“民族—國家”概念均不足以描述國家形态的複雜性，甚至可能遮蔽對人類政治形态多樣性的理解及對人類發展的想象空間。中國學者的理論研究迫切需要從曆史與現實出發，發展出具有主體性的研究視角，以此定位中國自身的發展方向。

縱觀人類曆史的發展變化，無論部落還是城邦，無論王國還是帝國，無論多民族帝國還是單一民族構成的“民族國家”，實際上都是人類“共同體”演進的不同形式。這種共同體既可以是單一的，也可以是複合的。世界之大，各地區人類共同體演進的形式和時間不可能整齊劃一。當世界各地區都按照“民族國家”的方式組織起來的時候，這種差異導緻的問題、矛盾和沖突就出現了。而随着曆史的發展進步，人類社會各種形式共同體的範圍也越來越大，複合的機會也越來越多。因此，一方面，我們看到一些地區的部族政治似乎固化在那裡，讓新興的“民族國家”舉步維艱;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随着經濟全球化和社會信息化的持續深入，資金、技術、知識、人才和商品正在更為自由地流動，全世界正在按照市場需求的供應鍊重新組合起來，形成了新的超越國界的“超級版圖”。換言之，支撐民族國家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地理條件正在發生變化，這或許為化解民族國家的“曆史拖累”、甚至為構建超越國家的更大的利益共同體鋪平道路。

“共同體”是一個含義非常廣泛的概念，可以涵蓋從村莊到網上的虛拟世界。共同體既包括以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氏族和部落，以婚姻關系和血緣關系為紐帶形成的家庭，也包括以共同的經濟生活、居住地域、語言和文化心理素質為紐帶形成的民族或民族共同體，區域共同體、跨國合作倡議和國際組織等超越國界的共同體越來越受到學界關注，入江昭把“國際組織”作為超越民族國家，建立“全球共同體”的嘗試。實際上，共同體已經不再是必須與共同擁有的地域相聯系的“在場共同體”，“脫域的共同體”和跨文化的“虛拟共同體”正在不斷産生并對世界産生越來越多的影響。有學者甚至認為互聯網推動了共同體的進化和人類秩序的演進，即從家元共同體提供認同和“自然秩序”，到族群共同體許諾共識和“創制秩序”，再到互聯網以其技術邏輯、核心價值和多元語境重構功能确立承認原則和構建多樣共生的生态秩序。

曆史地看，無論是把中國視為一種帝國，還是視為一種文明，無論是把中國視為一種早熟的現代國家，還是視為最近幾十年迅速崛起的超級大國，中國曆史就是一部不斷地在“我者”與“他者”尋求相互認同和融合的共同體的曆史，這是中國曆史的獨特之處。可以說，中國的曆史經驗能夠為“帝國”與“民族國家”的困惑提供有益的思考。實際上，如果我們把“帝國”和“民族國家”放在人類共同體演進的序列中去考察，就不會在非此即彼之間猶豫徘徊，就不會拘泥于形式和名稱，而為“人類共同體”的實現開辟出新的更多的發展空間。值得注意的是，雖然中國的曆史經曆與歐洲和中東各大帝國的曆史經曆差别很大，但中國還是被多數西方學者認定為“帝國”，而且是唯一被淘汰出局之後又成功地重返大國行列，并且能夠挑戰美國世界主導地位的“帝國”。這就為中國大國角色的發揮增加了難以想見的難度。就相關學術研究而言，如果說美國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是霸權護持，英國學派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是國際社會的形成與發展，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應該是作為一個上升的大國如何和平融入國際社會的問題，那麼這種和平融入就不僅僅是被動地接受國際社會的既有規範，還應該包括主動地參與塑造新的世界秩序，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主動地推進和塑造新的利益共同體，與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構建更多的共同利益述求，讓從“帝國”向“民族國家”轉向的世界被更多的利益共同體充實起來。這是一個挑戰，更是一個出路。

文章來源：《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9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