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作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系，這些年來進行得很是辛苦。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就發動了中美貿易戰。兩個最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戰，已經給世界經濟蒙上巨大的陰影。經過艱苦的談判，好不容易達成了第一階段的協議，2019冠狀病毒疾病卻出現了。這個時候最需要兩個大國的合作，它們卻走向深刻的沖突。

盡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特朗普就新冠疫情的應對和合作，進行了友好的電話交談，特朗普也答應會親自監督落實兩國元首所達成的共識，但現實地說，即使兩國的醫療合作可以進行，人們曾經所見的中美關系，也已經一去不複返。

兩國的合作是主流，沖突是非主流，并且是可以解決的。在貿易戰之前，這幾乎是中美精英圈的共識，所以才會有“中美國”（美方）和“婚姻關系”（中方）這樣的概念的出現。這些概念無非是想說明兩國經濟上互相依賴，沖突變得不可能，因為沖突的成本實在太高了。不過，事實并非如此。誰都知道沖突成本高，兩國的貿易戰對誰都會是巨大的傷害，但貿易戰的确發生了。

新型冠狀病毒的擴散使得兩國的合作更為緊迫。兩國的合作既有客觀需要，也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因為疫情在武漢暴發，在早期中國更需要美國的合作。美國也是答應合作的，但美國的很多承諾并沒有落實。等到中國的疫情得到控制，而在美國大規模流行開來時，人們覺得美國更需要中國的幫助。

的确，美國需要中國供應醫療物資。不僅如此，中國擁有疫情的關鍵信息（包括對病毒本身的研究、病毒傳播方式、病毒大數據等）和抗疫的經驗。在經驗層面，兩國的科學家也的确在進行各個方面的合作，但這些客觀需要并沒有把兩國的合作彰顯出來。人們沒有感覺到兩國合作的氣氛，倒是聞到了濃濃的“硝煙味”。

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因為無論是圍繞着貿易還是冠狀病毒，兩國間日益惡化的政治氣氛，已經使得本來可以發生的合作煙消雲散。

冠狀病毒暴發以來，中美兩國一直在兩個領域進行着越來越激烈的較量，一是病毒的冠名，二是媒體戰。

首先是病毒冠名之争。早期人們對新病毒沒有統一的名稱，但在世界衛生組織（WHO）有了統一的名稱之後，各國理應根據WHO的标準叫法，美國的政治人物卻沒有這樣做。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在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通話中，指責“美國一些政客不斷诋毀中國和中方防控努力，對中國進行污名化”。　

楊潔篪說：“疫情發生以來，中方始終本着公開、透明、負責任的态度，及時向世界衛生組織以及包括美國在内的世界各國通報情況、分享信息，開展國際合作，并向一些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和支持。”美國國務院則表示，蓬佩奧在電話中表示，對北京官方“把冠狀病毒責任推到美國身上”感到不滿。他強調，“現在不是散布假信息和怪謠言的時候”，并表示所有國家應該團結起來面對共同威脅。

此前的3月12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在推特上發問：“美國的零号病人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有多少人感染？”緊接着，發言人提出大膽的假設“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他繼續要求“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次日，美國國務院召見中國駐美大使，譴責“陰謀論”。

在美國的一些人包括政治人物毫無道理地把新冠病毒“種族主義化”之後，中美兩國就展開了病毒的冠名權之争。蓬佩奧一直把病毒稱為“武漢病毒”，盡管中國的抗議聲不斷。特朗普在關于新冠病毒的全國電視講話中，扭扭捏捏地稱病毒為開始于中國的“外國病毒”；但就在楊潔篪和蓬佩奧通話當晚，特朗普在其推特上直呼病毒為“中國病毒”。

美國政客的種族主義很快激起了中國社會的憤怒，無論是紙媒還是網絡空間，都充滿了聲讨文字。中下層官員也不例外地加入了憤怒的隊伍。特朗普對此似乎很有準備，接下來，他在各個場合直呼“中國病毒”。特朗普的行為更激起了中國的憤怒，外交系統官員連續反應。就這樣，沖突就螺旋式地往上升。直到習近平和特朗普通電話之後，有關病毒冠名權的言論戰才有所緩和。

盡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特朗普就新冠疫情的應對和合作，進行了友好的電話交談，特朗普也答應會親自監督落實兩國元首所達成的共識，但現實地說，人們曾經所見的中美關系，已經一去不複返。

另一戰場是媒體。《華爾街日報》發表具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污蔑中國人的文章，導緻中國驅逐該報在華的三名記者。美國跟進限制中國五家媒體在美國的記者數量，并且要把這些中國媒體登記為外國政府代理人。中國自然進行反制，作出驅逐美國幾家主要媒體在華記者，同時限制為美國媒體工作的中方人員的決定。美國也照本宣科地作同樣的反應。沖突的升級也是螺旋式的。

不過，無論是病毒的冠名權還是媒體戰，這些可能僅僅是中美間沖突的表象。實際上，雙方都以為自己知道這些沖突背後，對方所具有的真實議程。在美國看來，中國是想利用這次機會在全球範圍内取代美國，從而稱霸全球。在中國看來，美國這樣做是為了遏制和圍堵中國的崛起。很顯然，雙方的這種擔憂并不新鮮，至少從1990年代就開始了，隻不過是借新冠病毒危機的機會再次表露出來，并且得到了升級。

一些評論員說美國把病毒“種族主義化”，是為了推卸政府抗疫不力的責任。盡管病毒在武漢暴發，但早期美國政府把此視為普通的流感，沒有加以重視，延誤了時機。正如特朗普所言，美國具有世界上最發達、最大的經濟體，也有發達的公共衛生體系，對病毒并不擔心，更無須恐懼。

盡管如此，美國并沒有有效阻擋住病毒的快速擴散。這對美國政治人物的信心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不難理解，沒有自信心的人更會找機會把錯誤推給别人，國家也是如此。實際上，直到今天，美國的很多政客都還在熱衷于推卸責任，沒有把心思和精力放在抗疫上。

不過，把病毒種族主義化在美國政界并沒有共識。國會民主黨人普遍批評特朗普和行政當局對于美國新冠疫情的應對。民主黨聯邦衆議員麥戈文（Jim McGovern）表示，他擔心共和黨人在對中國采取調查的做法将引起種族歧視，甚至種族仇恨。馬薩諸塞州參議員沃倫（Elizabeth Warren）也公開叫闆特朗普。很多民主黨人也認為，行政當局這樣做是為了推卸責任。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問題并不是推卸責任那麼簡單。新冠病毒考驗着美國的内政外交，很多方面促成了美國對中國的真實而深刻的憂慮，這種真實性和深刻性，是正常時期所不能感受到的。

首先是對經濟高度依賴中國的憂慮。誰都知道中美兩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但誰都沒有對這種高度依賴的後果有過如此深切的感受。正如美國國會衆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共和黨議員麥考爾（Michael McCaul）所說：“我确實認為我們要審視我們的供應鍊，我們80%的醫療物資供應來自中國。如果我們在這樣的危機時刻還必須依賴中國，當他們威脅我們，說要把我們置身于新冠病毒的地獄，拒絕提供醫療物資給我們，美國就必須重新審視，思考我們能否在美國制造這些産品。”　

的确，自20世紀80年代始的全球化，使得美國資本主義高度異化，政府完全失去了經濟主權。在新自由主義旗幟下，美國資本主義為了逐利，把大部分經濟活動遷往海外，包括和人民生命切切相關的醫療物資。當特朗普大談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最好的醫療衛生體制的時候，老百姓需要的隻是簡單的口罩、洗手液、防護服、呼吸機等；而正是這些能夠給人民帶來安全的物資，美國已經不再生産或者産能不足了。

這個現實無論是美國的精英還是民衆都是難以接受的。正是這個現實，今天的美國出現了“去全球化”就是“去中國化”的論調。但很顯然，這并非是因為中國，而是因為資本主導的全球化，使得經濟利益完全同社會的需要脫離開來。經濟本來是社會的一部分，但經濟脫離社會時，危機便是必然的。

新冠病毒考驗着美國的内政外交，很多方面促成了美國對中國的真實而深刻的憂慮。

其次是對中國體制的憂慮。中美之争說到底就是體制之争。中國的“舉國體制”在抗疫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有效性，更加強化了美國精英對中國體制的擔憂。就美國體制而言，如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所說，美國這次抗疫不力并非美國體制之故，美國總統要負更大的責任。如果說美國精英對美國體制沒有有效的反思，對中國體制的恐懼感則是顯然的。

中國媒體對中國體制的弘揚和美國精英對中國體制的攻擊，不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而且兩者是互相激化的，即中國越是高調張揚，美國越是恐懼。

不難發現，在今天美國的内政外交話語中，無論在國會議員當中還是在國務院官員當中，“中國”的概念越來越少見，大有被“中共”的概念所取代的趨勢。強調“中共”而非“中國”，這一變化的背後是美國精英對中國體制的深刻恐懼。

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和同黨籍的聯邦衆議員斯坦弗尼克（Elise Stefanik）在參衆兩院分别提出議案，呼籲對在新冠疫情暴發初期“中共”隐瞞疫情擴散的情況啟動國際調查，同時要求中國對受影響的世界各國作出賠償。

同時，還有一組跨黨派聯邦衆議員提出另一項議案，把新冠病毒在全球流行歸因于中國，并呼籲中國公開承認新冠病毒起源于中國。如果意識到美國精英對中國體制的恐懼，類似的舉動就不難理解，而且這種舉動今後也會越來越甚。

第三是對美國全球地位被中國取代的憂慮。疫情在美國快速擴散，美國自顧不暇。新冠病毒把特朗普的“美國中心論”推向一個極端，顯示出美國的自私性，單邊主義盛行。美國不僅單邊對中國斷航，也對歐洲盟友斷航。新冠病毒幾乎斷了美國世界領導力之臂。相反，中國在本土疫情得到控制之後，開始展現其疫情外交，不僅對發展中國家，而且對美國的歐洲盟友，甚至對美國提供援助。更使美國擔憂的是，這些國家為了應對危機而紛紛投向中國的“懷抱”，無條件地接受中國的援助。

這種情形是美國所不能接受的，美國擔心新冠疫情會深刻地弱化甚至消除美國地緣政治的影響力，而使得中國得到一個史無前例的機會來主導世界地緣政治。蓬佩奧的用詞一再指向“中共”，他在七國集團外長視頻會議上，号召各國在聯合國等國際機構抗擊他所說的“中共的惡意影響”。還應當指出的是，盡管歐洲國家需要中國的援助，但各國對中國援助所能産生的地緣政治影響，也保持高度的警惕。

在中美兩國關系上，更加糟糕也更加重要的是，今天沖突雙方越來越具有深厚的社會基礎，即兩國内部日益萌生的民族主義情緒。來自美國的各種民調顯示，美國人對中國的好感度已經到了中美建交之後的最低點。中國盡管沒有類似的民調，但從數以億計的網民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來看，民衆對美國的好感度之低也是史無前例的。

無可否認，新冠疫情已經促成中美冷戰的升級。現在越來越多人開始擔心，随着疫情在美國的繼續擴散，和美國政治人物把責任推給中國，随着以“反共”為核心的反華浪潮在美國的快速崛起，加之被疫情惡化的經濟危機、社會恐懼和美國内部治理危機，中美之間的冷戰是否會轉化成為熱戰？如果是這樣，那是全世界的災難。在曆史上，戰争和瘟疫的确是一對孿生兄弟。對這一點，誰也沒有理由加以輕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