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催化下，美國加速對華“脫鈎”的趨勢愈發明顯。特朗普政府急于轉移國内矛盾和施政壓力，是美國加速對華“脫鈎”的直接原因。美國加速對華“脫鈎”表現為借助抗擊疫情的“污名化”推動對華“信息戰”升級、以維護國家安全名義加速對華投資“脫鈎”、遏制中國高科技産業發展以加速對華科技“脫鈎”，以及醞釀和實施旨在推動中美金融“脫鈎”的制裁措施。中國崛起與美國基于單極思維的國家安全戰略發生的内在沖突，是美國急于通過“脫鈎”打壓和遏制中國的根本原因。近期，美國對華施壓策略出現了三個比較明顯的變化。美國加速對華“脫鈎”使得中國短期内在關鍵行業和領域可能陷入被動，中國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面臨轉型升級的壓力，而中國也将在人權和意識形态等領域持續面對美國的施壓。中國需要在戰略層面和戰術層面，做好充分應對美國競争性對華政策的準備。現階段，中國應以率先複工複産為前提、以持續自主創新為基礎、以深化區域合作為依托、以推動互利共赢為手段。長遠來看，中國隻有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才能從根本上避免被美國邊緣化的風險。

［關鍵詞］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中美關系；“脫鈎”；“全政府”對華競争；國家安全戰略

2017年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美國對華政策發生重大轉向，自克林頓政府時期逐步形成的對華“接觸”與“防範”并行的戰略被“全政府”競争戰略所取代。在特朗普政府的主導下，戰略競争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基調。2018年以來，特朗普政府在貿易、科技、金融、教育以及人文交流等各個領域，采取了全面的對華遏制措施，尤其是令全球矚目的中美“貿易戰”，不僅将中美經濟關系拖入了低潮，還嚴重沖擊了全球多邊貿易體系，進而為世界經濟增長和全球金融穩定蒙上了巨大陰影。盡管2020年1月15日，中美雙方正式簽署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從而暫時緩和了兩國日益緊張的經濟關系。然而，2020年3月，由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所引發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持續升級。特朗普政府出于轉移國内民衆對其應變遲緩、抗疫不利的指責從而穩定2020年大選形勢的目的，将矛頭對準中國，試圖将美國遭受的重大經濟和社會沖擊全部歸咎于中國；而部分民主黨政客在攻擊特朗普政府國内政策的同時，也對中國發起了猛烈的輿論攻擊。兩黨在對華強硬政策上不僅達成一緻，甚至在對華政策上形成了“好勇鬥狠”的競争态勢。更為重要的是，兩黨政客以及府會各派政治勢力試圖将這種強硬的對華政治表态轉變為全面遏制中國的立法和舉措，從而推動美國對華“脫鈎”。2020年5月15日，特朗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公開表示，考慮要“全面切斷對華關系”。在人類社會面臨全球疫情沖擊的至暗時刻，美國各方政治勢力出于維護自身狹隘利益的需要而加強對華戰略打壓的舉措，令全球前兩大經濟體難以進入合作抗擊疫情的正确軌道。在不斷升級的全球疫情的催化下，美國加速對華“脫鈎”的趨勢愈發明顯，這不僅使得中美關系的良性發展面臨巨大壓力，其可能産生的溢出效應也對世界經濟和全球治理體系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洞察美國對華“脫鈎”戰略的表現與本質的基礎上，妥善應對其可能對中國經濟産生的沖擊，是今後一個時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和外交戰略應當考量的核心問題。

一、疫情暴發前美國對華“脫鈎”戰略的階段性評估

近年來，“脫鈎”成為被廣泛使用的描述美國“全政府”對華競争戰略目标的術語之一，并因此入選英國《金融時報》2019年年度詞彙。正如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員查德·鮑文（Chad P. Bown）和道格拉斯·艾文（Douglas A. Irwin）所指出的，特朗普政府發動對華“貿易戰”的本質是“蓄意脫鈎”（conscious decoupling），美國對華施壓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美中經濟的“脫鈎”。卡托研究所的西蒙·萊斯特（Simon Lester）也認為，目前在衆多界定美國對華戰略的術語中，“蓄意脫鈎”比較客觀地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戰略意圖以及美中經濟關系的發展趨勢。我們大體上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對此次全球疫情暴發之前，特朗普政府對華“蓄意脫鈎”戰略的舉措及其效果進行評估。

（一）以“貿易戰”糾正中美貿易失衡的效果不佳

2018年以來，美國主動挑起對華貿易争端，并不斷極限施壓、升級态勢。美國對華“貿易戰”不僅嚴重影響了中美正常經貿往來，而且給世界經濟發展帶來了嚴重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認為：第一，對華加征關稅将有效抑制中國對美出口，降低美國不斷增長的對華貿易逆差和總體貿易逆差；第二，對華加征關稅的成本将由中國出口商而非美國進口商承擔，因此不會損害美國消費者及相關産業利益。然而，這兩條發動“貿易戰”的依據均已被事實證僞。首先，正如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所指出的，特朗普政府發動的對華“貿易戰”并未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2018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和對外貿易逆差總額均比2016年高出1/4，也創下了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的新紀錄。2019年1~8月，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繼續擴大，增幅約為8%。此外，特朗普聲稱要将制造業就業崗位帶回美國，但制造業就業崗位的增幅不僅低于2008年後經濟複蘇開始時的水平，而且仍明顯低于危機前的水平。美國對華貿易逆差持續擴大至少有兩方面原因：第一，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産品缺乏替代彈性，因此美國消費者隻能承擔由關稅提高而帶來的價格上漲；第二，以美國為主要出口目的地的跨國企業并未大規模轉移其在中國的産業鍊。其次，對華加征關稅傷害了美國消費者和進口商的利益。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NBER）的研究表明，中國出口商并未因為美國提高關稅稅率而大幅降低輸美商品的價格，美國加征關稅帶來的價格上漲效應幾乎全部轉嫁給了美國消費者和進口企業，并由此産生了大量的無謂損失（Dead Weight Loss）。美聯儲紐約分行的研究則表明，2018年美國家庭部門的無謂損失合計約528億美元；2019年5月10日，美國決定将總價值約為2000億美元的中國輸美商品稅率由10%提高至25%，僅此舉一項便使美國家庭部門每年遭受總額高達1060.74億美元（戶均831美元）的巨額損失。反觀中國，2018年以來，由于中國成功地采取了結構性關稅調整政策，即在将美國對華出口産品稅率由8%提高至21.8%以反制美國的同時，将其他貿易夥伴國對華出口産品的平均稅率由8%降至6.7%，并對隻能從美國進口的産品（如半導體和藥品）進一步降低關稅。這一對沖措施極大地緩和了美國進口品價格上漲對中國消費者和相關産業的沖擊。

（二）出口管制與技術封鎖産生巨大經濟代價

中國日漸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以及以此為基礎的數字經濟創新體系，是美國對華“全政府”遏制戰略的重點。尤其是中國的5G通信技術，更是成為美國打擊的首要目标。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在向國會提交的2018年年度報告中指出，中國公司在5G标準制定與全球布局方面的地位不斷提升，中國對物聯網和5G技術的支持在經濟、安全、供應鍊和數據隐私方面給美國帶來了巨大風險。為了遏制中國在5G通信等高科技領域對美國的趕超态勢，2018年以來，美國先後修訂了《外國投資風險評估現代化法案》以及《出口管制改革法案》，并以維護國家安全和外交利益為由，對中國高科技企業實施出口管制和技術封鎖，美國遏制中國迅速發展的科技創新能力這一本質顯露無遺。然而，科技霸淩所産生的“雙刃劍”效應同樣令美國高科技企業面臨損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當前全球高科技産業早已去中心化和扁平化，不同國家之間通過産業鍊與價值鍊分工，密切配合、相互合作，共同完成從産品設計到組裝加工的複雜工序。美國雖然牢牢占據着全球價值鍊的最高端，但是其科技霸淩行為在打壓中國高科技産業的同時，也破壞了全球産業鍊分工的格局，損害了包括美國高科技企業在内的全球産業鍊參與方的共同利益，使得美國高科技企業面臨着被迫放棄中國龐大的并仍在不斷增長的消費市場的風險，潛在的利潤損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研發投入的連續性，進而削弱了其技術創新能力，這正是2020年以前美國商務部一再延長對華為“禁售令”的主要原因。事實證明，強行推動全球前兩大經濟體“脫鈎”對美國而言，其經濟代價是十分巨大的。

（三）司法脅迫與金融施壓産生“雙刃劍”效應

美國商務部、司法部以及财政部在落實“全政府”對華遏制戰略的過程中都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2018年4月，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以中國高科技企業——中興通訊公司違反美國出口管制為由，禁止美國公司向中興通訊出口電訊零部件産品。雖然經過協商後，美國商務部和國會最終同意解除出口禁令，但中興公司不僅為此支付了巨額罰款并重組董事會，業務規模和企業商譽也嚴重受損。美國此舉普遍被視為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試探性打壓。美國司法部出台了所謂的“中國計劃”（China Initiative），旨在強化對中國高科技企業的壓制。2018年12月，加拿大司法部應美國司法部的要求，扣押了中國另一家高科技企業——華為公司的高管人員。美國司法部以行使長臂司法管轄為名，濫用與加拿大之間的引渡協議打壓中國民營科技企業之舉，令全球震驚。2019年8月，在中美經貿磋商僵持不下的背景下，為加大對華極限施壓力度，美國财政部将中國列為“彙率操縱國”。這一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行為，不僅不符合美國對“彙率操縱國”的量化衡量标準，而且嚴重破壞了國際金融規則。其旨在從金融層面對華施壓，從而為中美經貿談判争取籌碼的意圖一目了然。然而，無論是濫用長臂司法管轄還是打“彙率牌”，對美國而言都具有典型的“雙刃劍”效應。首先，美國披着法律的面紗實施“卡脖子”的舉動，極大地刺激了中國加快自主創新的決心，從而擺脫在核心技術和關鍵元器件領域受制于人的被動局面。事實上，美國以實施長臂司法管轄為名脅迫打擊競争對手的行為在國際社會已是不争的事實，這種行徑對美國國家信譽是一種無形的損傷。類似地，美國憑借自身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核心地位，為别國“貼标簽”甚至濫用金融制裁的做法，也是一種透支美元體系公信力的行為。2019年12月，美國财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Steven Mnuchin）不得不在媒體的追問下公開表示，特朗普政府沒有尋求将美元“武器化”（Weaponized）。此地無銀之舉成為美國濫用美元霸權的最好诠釋。

二、全球疫情加速美國對華“脫鈎”的原因與表現

中美雙方于2020年1月15日達成第一階段雙邊貿易協議之後，中美經濟關系出現了階段性緩和的迹象。一方面，美國以“貿易戰”為主要方式的對華經濟“脫鈎”從總體上看效果并不顯著，以單邊施壓為主的對華競争戰略有待調整；另一方面，特朗普需要以第一階段對華貿易協議“收割”對華施壓的“戰果”，以安撫在“貿易戰”中利益受損的美國農業部門，進而穩定自身票倉、提高連任的概率。因此，美國對華“脫鈎”的節奏出現了趨于緩和的希望。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2020年初以來，迅速升級的全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打破了中美關系的階段性平衡。2020年3月，疫情在美國的迅速擴散使得美國經濟迅速跌落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最為糟糕的境地。美國勞工部的統計數據顯示，僅在2020年3月21日至28日這短短的一周内，美國登記失業人數便從330萬人倍增至680萬人，無論是失業人數的增速還是絕對數量，均創曆史新高。由失業問題所引發的連鎖反應嚴重沖擊了美國的實體經濟、金融市場以及社會保障體系，美國社會可謂面臨着空前嚴峻的挑戰。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政府面臨來自各方的問诘。為了擺脫國内對于其抗擊疫情不利的指責，特朗普政府選擇了将疫情所引發的巨大經濟沖擊和社會矛盾歸咎于中國的策略，以轉移和掩蓋其在疫情發展初期的政策失誤。一時間，指責中國成為美國各方政治勢力應對質疑的“萬能藥”。這一“甩鍋”策略破壞了艱難達成的中美關系的階段性平衡，在美國各派反華勢力的大力推動下，美國對華“脫鈎”呈現全方位加速态勢。

（一）抗擊疫情的“污名化”推動美國對華“信息戰”升級

事實上，早在2020年1月30日，世界衛生組織便将此次新型疾病正式命名為COVID-19，并反對使用特定國家（地區）和種族命名病毒的“污名化”行為。然而，自2020年3月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以及國務卿蓬佩奧多次公開使用帶有強烈“污名化”色彩的表述，旨在将此次全球大流行的矛頭指向中國，以分散國内民衆對美國抗擊疫情不利這一事實的關注。除了美國領導人公開對中國進行“污名化”之外，美國主流媒體的報道也加劇了這一趨勢。2020年2月3日，《華爾街日報》在報道中将中國稱為“東亞病夫”；2020年3月，美國《外交事務》期刊再次出現了同樣的歧視性表述。美國政府和主流媒體大肆對中國進行“污名化”的行為引發了全球輿論的譴責。随着疫情的全球擴散，中國政府本着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開始為相關國家和地區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物資支持。然而，這一大國擔當卻被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政客曲解為所謂的“外交攻勢”和“宣傳攻勢”。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亞洲研究項目主任伊麗莎白·伊考納梅（Elizabeth C. Economy）認為，中國對外進行抗疫物資的援助是在證明中國的慷慨并另有所圖。卡内基和平基金會的研究員山姆·布萊斯尼克（Sam Bresnick）和保羅·哈尼爾（Paul Haenle）則認為，特朗普政府在應對新冠病毒方面存在的失誤，在客觀上使得中國的全球影響力變得更大。為此，衆多美國學者認為，美國須對中國全球影響力的不斷提高保持高度警惕。而特朗普政府前策略師斯蒂芬·班農（Stephen K. Bannon）則聲稱，中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和世界構成生存威脅”；美國應同中國進行“信息熱戰”。部分美國政客不遺餘力地将疫情政治化，并大肆對中國進行“污名化”的行為，斷送了中美兩國在這一特殊時期攜手抗擊疫情的可能性。美國政客這種诿過别國進而轉移矛盾的做法，進一步擴大了中美關系的裂痕。

（二）以維護國家安全名義加速對華投資“脫鈎”

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進程，極大地促進了全球範圍内的産業分工與合作。一方面，前所未有的分工與合作極大地提高了高科技産業以及制造業等傳統産業的生産效率，從而帶來了世界經濟的繁榮與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在以價值鍊為基礎的全球分工格局下，處于不同價值鍊環節的國家（地區）和産業（企業）緊密地連接在一起，形成了遍布全球而且日趨複雜的生産網絡，從而将經濟全球化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此次全球疫情的暴發，使得這種基于價值鍊分工合作的全球生産網絡的脆弱性暴露無遺：一旦價值鍊中的某一個環節在外部沖擊下無法進行生産，将波及整個全球産業鍊條。更為重要的是，此次危機凸顯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在全球價值鍊和分工體系中的重要地位。長期以來，盡管以來料加工和出口組裝為主的貿易模式使得中國大體上處于全球價值鍊的中低端，而美國則憑借其在服務業和知識産權方面的巨大優勢牢牢占據着全球價值鍊的高端。但中國憑借完整的産業體系、規模龐大的高素質勞動力、日益發達和完善的基礎設施以及高度穩定的投資和營商環境，在全球價值鍊分工格局中牢牢占據了生産和加工這一重要環節，并體現出了強大的技術創新和價值鍊升級能力。在此次全球公共衛生危機的沖擊下，實體經濟已經嚴重空心化的美國，一方面凸顯了在制造業等領域對中國的嚴重依賴，另一方面美國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使得其在疫情的沖擊下，面臨巨大的失業壓力。在此背景下，衆多美國政客急于推動對華投資“脫鈎”，即推動在華美資企業将生産線遷回美國本土，而主要的理由便是維護美國國家經濟安全。2020年2月23日，特朗普政府的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公開表示，過度外包的美國醫藥産業供應鍊使得美國的國家安全面臨風險，須設法将其遷回美國本土。3月13日，共和黨參議員馬爾科·盧比奧（Marco Rubio）聯合另外兩名共和黨參議員向美國國會提交了旨在降低美國醫藥産業鍊對中國依賴的法案。5月26日，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裡·庫德洛（Larry Kudlow）公開表示，美國政府應當通過支付全額搬遷費用的方式幫助美國企業将生産線遷出中國。不僅白宮高官和國會議員密集發聲，大力支持對華投資“脫鈎”，來自企業層面的數據也表明了這一趨勢。據中國美國商會的調查，在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這一期間，認為中美經濟不會“脫鈎”的在華美國大型企業占比從66%下降至44％，其中約有16％的美國企業表示其計劃将部分或全部生産轉移到中國以外。因為疫情切斷了許多跨國公司所依賴的供應鍊，這迫使跨國公司重新評估其管理供應鍊風險的方式。此次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對全球供應鍊的調整将産生深遠影響，美國出于國家安全的考慮，正在加快推動醫療等特定産業供應鍊的“去中國化”。

（三）遏制中國高科技産業發展以加速對華科技“脫鈎”

在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全政府”對華競争戰略中，遏制中國迅速發展的高科技産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美國不僅綜合運用行政、司法、外交等國家機器打壓中興和華為等中國通信設備制造的領軍企業，而且還在中美雙邊貿易談判中設置知識産權保護和所謂的“強制性技術轉讓”等議題，向中國全面施壓并要求中國做出結構性改變。2020年2月6日，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在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參加“中國行動計劃”會議時公開表示，中國的技術攻勢對美國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并直接威脅了美國的技術壟斷地位和國家安全；現階段，正在快速發展并日趨成熟的5G技術将成為未來工業世界的中心，基于5G的通信網絡将演變成下一代工業互聯網，以及依賴于這一基礎設施的下一代工業系統的中樞神經系統，而中國已經在5G領域處于領先地位，美國及其盟國必須與華為等中國企業展開競争，以保持和占領足夠的市場份額，避免将主導權拱手讓給中國；由于留給美國的時間窗口很短，因此美國必須迅速采取行動。2020年1月28日，美國司法部正式提起對華為公司的司法訴訟。起訴罪名包括涉嫌洗錢、欺詐美國政府、妨礙司法公正以及違反美國國際制裁；2月13日，美國司法部再次起訴華為公司及其兩家子公司，起訴罪名除了“長期以欺詐和不正當技術手段從美國交易對手方竊取交易機密”之外，還增加了所謂的在朝鮮開展業務以及幫助伊朗實施國内監控等罪名。為了徹底遏制中國在5G領域的創新發展勢頭，2020年5月15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BIS）針對華為公司發布了新的出口禁令，即所有向華為提供包含美國技術産品的公司，都必須獲得美國商務部的出口許可認證，從而邁出了徹底“封殺”華為的關鍵一步；5月22日，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分别以所謂人權問題以及與美國國家利益或外交政策相悖等理由，将共計33個中國機構與個人列入制裁的實體清單，以限制其購買和使用美國技術。這也成為美國對華“科技霸淩”最新例證。值此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關鍵時期，美國将加速對華科技“脫鈎”作為牽制中國的重要手段，不斷強化對中國的科技遏制。此舉必将對全球高科技産業鍊與合作創新的總體格局産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四）醞釀和實施旨在推動中美金融“脫鈎”的制裁措施

在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全球動蕩的背景下，中美兩國在疫情防控等領域的互動關系持續緊張。在此背景下，美國對華鷹派政治勢力從各個方面極力推動對華施壓，對華金融“脫鈎”和制裁戰略也逐漸浮出水面。2020年4月，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林德賽·格雷漢姆（Lindsey O. Graham）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公開表示，美國應當取消中國持有的巨額美元國債、對中國征收“大流行稅”（pandemic tariff）并對中國相關官員實施金融制裁。盡管白宮方面很快表示，目前尚未明确制定對中國實施大規模金融制裁的計劃，但這一“賴賬論”仍然引發了全球金融市場的廣泛關注。2020年5月21日，美國參議院以一緻同意的方式通過了《外國公司問責法案》。根據該法案，如果一家公司無法證明其未受到外國政府擁有或控制，或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連續三年未能對該公司進行審計核查以确定其不受外國政府控制，那麼該公司的證券将被禁止在美國的交易所上市。此舉旨在進一步收緊中資企業赴美上市融資的限制。與此同時，美國國會議員也紛紛提出加強對華金融制裁的法案。5月12日，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林德賽與多位共和黨人聯名推出《2019年新冠病毒問責法》。法案内容包括，若中國不配合美國對新冠病毒暴發過程的調查，該法案将授權總統制裁中國，制裁措施包括資産凍結、限制美國金融機構向中國企業提供貸款或承銷證券，并禁止中國企業在美國資本市場上市。5月26日，共和黨參議員帕特·圖米（Pat Toomey）與民主黨參議員範·荷倫（Chris Van Hollen）聯名推出《香港自治法》，旨在擴大《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中的對華制裁範圍，并将制裁措施與金融系統捆綁。該法案提出了所謂的強制性“二級制裁”條款，即将鎖定與因“破壞”香港自治而受美方“一級制裁”的實體有業務往來的金融機構，該條款将大多數中國主要銀行均納入了制裁範圍。由于中國的銀行體系在相當程度上仍受制于美國金融市場和美元體系，因此，“對大多數中國主要銀行施加制裁将起到強有力的威脅效果”。6月1日，以麥克·加拉格爾（Mike Gallagher）、吉姆·班克斯（Jim Banks）以及道格·拉馬爾法（Doug LaMalfa）為首的共和黨衆議員提出立法議案，禁止美國企業投資于與中國軍方有聯系的外國國防企業。該立法提案要求，美國财政部向國會提交一份與中國軍方有“實質性合同或關系或得到軍方實質性支持的”外國國防企業清單，并在報告公布六個月後，美國企業和個人都必須從這類公司撤資，并且不準向清單上的企業進行新的投資。6月4日，白宮發布《保護美國投資者免受中國企業重大風險的備忘錄》，要求由多個美國政府部門組成的金融市場工作組進一步研究中國上市公司可能給美國投資者帶來的“風險”，并于60天之内向總統彙報。此舉使得在美國資本市場上市的中資企業面臨更大的市場壓力和更複雜的監管環境。

三、基于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對華“脫鈎”邏輯與指向

2020年5月20日，白宮發布了由美國國防部提交的《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戰略方針》報告。該報告全面闡述了美國“全政府”對華競争戰略的基本方針與策略，且措辭強硬、立場堅定。報告明确了美國對華戰略的定位，即同中國在經濟、技術、安全、制度等各個領域開展長期競争。報告再次表明，中美關系已經進入一個以戰略競争為主基調的新時期。本文認為，隻有從美國國家安全戰略曆史演進的高度去審視中美關系的發展，才能夠更加深刻和清晰地辨識中美關系的走向。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僅僅是美國深化對華遏制、加速對華“脫鈎”的催化劑，而中國崛起與美國基于單極思維的國家安全戰略發生的内在沖突，則是美國打壓和遏制中國的根本原因。

（一）“後冷戰”時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調整

從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演變曆程看，“冷戰”的結束是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變遷的邏輯斷點。“冷戰”時期，在美蘇對抗這一特定曆史情境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圍繞着軍備和國防目标展開。由于美國把蘇聯視為對其國家安全最主要的威脅，杜魯門政府制定了第一個以對抗性為特征的國家安全戰略——遏制戰略，其标志性戰略舉動為“馬歇爾計劃”的實施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20世紀80年代初，裡根政府在國家戰略上提出進攻性的“新靈活反應戰略”，标志着美國的對蘇戰略進入了一個主動進攻、靈活反擊的新階段。蘇聯解體後世界格局發生劇變，美國的遏制戰略賴以存在的基礎徹底消失，國際安全環境則充滿了複雜性和不确定性。這一情況構成了“冷戰”結束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調整的基本背景，也決定了其調整過程的複雜性。面對變化了的安全環境，美國對國家安全戰略進行了從目标到途徑的整體性調整，國家對抗的戰略方針發生根本性的轉變。目标明确的遏制戰略被維護美國作為唯一的全球超級大國地位的新戰略所取代，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調整過程中一以貫之的邏輯。

一個需要注意的問題是，經濟安全的内涵及其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地位随着“冷戰”的結束而發生重大變化。“冷戰”時期，美國将軍事安全置于國家安全戰略的首要位置，經濟安全從屬于軍事安全，經濟服從于軍備競賽的需要。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在朝鮮戰争結束後談及裁軍問題時曾表示，美國真正的安全必須建立在一個“強大且不斷擴張的、随時可以滿足戰争需要的經濟基礎之上”，“隻要美國在生産能力方面的比較優勢能夠保持下去，我們就永遠不會被打敗”。“冷戰”結束後，美國政府對在“冷戰”時期經濟政策服務于國家軍事安全目标的做法進行了徹底改變。克林頓在1993年就任美國總統之後明确提出，“把經濟安全放在國家安全的第一位”。他在闡述美國外交政策時指出：“我們将把維護經濟安全作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1994年，蘭德公司國防研究所在美國國防部的資助下發布了題為《國家安全的經濟維度》的報告。報告指出，維護美國國家經濟安全的兩個首要原則是：一是确保美國經濟規模相對于全球其他國家的絕對領先地位，因為經濟規模是一國能否持續主導全球規則的實力保障；二是确保政府對戰略性和關鍵産業的扶持和幹預，從而在為美國創造大量就業崗位和促進經濟繁榮的同時，壓制其他國家對美國可能構成的挑戰。總而言之，确保美國在經濟領域的絕對優勢是後“冷戰”時代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原則。

（二）中美關系在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中的定位

後“冷戰”時代，美國國家經濟安全戰略的演進包含兩條邏輯線索：一是“不變”的邏輯：始終維護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霸主地位；二是“變化”的邏輯：經濟安全戰略一定是随着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變化而調整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曆屆美國政府的外交和安全戰略都體現了這兩個基本的邏輯，而美國對華戰略及其調整則内生于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兩條邏輯線索之中。“冷戰”結束初期，老布什政府确立了“超越遏制”戰略，旨在推廣美國的價值觀，建立反映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世界新秩序，例如關注區域性威脅，支持俄羅斯經濟轉型等。克林頓上台後，則提出了“參與與擴展”戰略：一方面，在提高美國經濟實力的基礎上維護自身經濟安全，并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向海外推廣美國式民主價值觀。通過構建一個以美國為主導的，以“華盛頓共識”為基礎的，囊括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的“盎格魯—撒克遜”式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尤其是最大程度上擴展美元體系的邊界，能夠使美國在充分利用全球市場和資源的基礎上，不斷鞏固和強化其經濟優勢。而于1992年前後加速市場化改革的中國，正是在美國國家經濟安全戰略轉型的這一關鍵階段，逐漸被美國納入這一被經濟學界稱之為“中心—外圍”結構的美元體系中。外圍國家（即除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對中心國家（美國）的貿易和金融依賴，使得其難以在地緣政治層面對中心國家構成挑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化進程最終以全球價值鍊和産業分工體系的形式，将全球主要國家緊密連接在一起，這種以美國為主導的利益共同體式的國際體系，使得處于中心地位的美國牢牢掌控了對于全球經濟體系的控制權，這構成了後“冷戰”時代美國維護自身國家經濟安全的邏輯。當然，美國外交學界和戰略界，将這一時期美國确立的對華戰略稱之為“接觸”（engagement）戰略，即旨在通過經濟接觸逐漸将中國改造為現行國際體系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并最終實現對中國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态的改造。

無論是從經濟學角度還是從國際戰略層面來看，美國将中國納入其主導的全球體系的核心目标隻有一個，即通過“内部化”中國進而在充分利用中國廣闊的市場和廉價資源的同時，持續保持對中國的絕對經濟和技術優勢，從而使得中國同所有外圍國家一樣，成為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價值分工鍊條中的一個環節，以世界貿易組織等多邊制度框架“規範”中國的行為方式，以高度固化的利益分配格局鎖定中國的發展路徑，從而維護美國的國家經濟安全。當然，在這一過程中，美國期待在價值觀和政治體制方面對中國進行所謂的“民主化”改造，這是在意識形态層面踐行“民主和平論”的邏輯使然。為了确保中國沿着美國預設的路徑發展，美國曆屆政府從未放棄對中國的防範。從小布什政府到奧巴馬政府，美國逐漸明确了“接觸”+“防範”（亦稱“兩邊下注”）的對華戰略，而競争始終是美國對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從小布什政府的兩屆任期到奧巴馬政府的首個任期這一期間，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重心放在了打擊恐怖主義方面，因此對華戰略總體上延續了“接觸”為主、“防範”為輔的基調。而中國經濟正是在這段時間内，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并最終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然而，幾乎在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美國戰略界掀起了反思美國對華戰略的思潮，對華強硬逐漸開始取代以“接觸”為主的戰略基調，直到2017年特朗普政府上台，美國徹底完成了對華戰略的轉變，即從“接觸”切換到“脫鈎”，戰略競争成為中美關系的主基調。

（三）美國推動對華“脫鈎”的戰略指向與策略選擇

美國各界對于美國對華戰略發生根本性轉變的解釋，大體上可以分為“公平論”“失望論”以及“威脅論”三大類。“公平論”是指，以特朗普為代表的美國政客固執地認為，中國是通過“剝削”美國而迅速發展起來的，因此必須通過強硬的對華政策糾正這種不公平的雙邊經貿關系，反華鷹派勢力則在此基礎上大力推動對華“脫鈎”；“失望論”認為，中國經濟強大後，中國的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卻并未向着美國預設的方向發展，這使得美國對中國的“民主化改造”陷入了幻滅，進而導緻對“接觸”戰略的全盤否定；“威脅論”則認為，中國利用其在經濟規模和技術創新方面的優勢，試圖取代美國在現行全球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并污蔑中國利用所謂的“銳實力”進行全球擴張，從而對西方民主體制和自由價值觀構成重大“威脅”，因此得出美國必須率領其盟友與中國開展戰略競争這一結論。

然而，上述觀點并未觸及美國對華戰略轉變的實質性動因。美國對華政策之所以會在2010年前後開始發生轉向，主要原因在于中美綜合國力的相對變化打破了美國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兩個重要前提，從而使得美國認為其自身的國家安全受到了“威脅”。如前文所述，“冷戰”結束後，維護國家經濟安全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而美國的經濟安全觀是建立在兩個前提基礎上的：一是美國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地位；二是美國在高端技術創新方面的絕對領先優勢。顯然，中國于2010年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在美國陷入金融危機難以自拔的同時繼續保持高速增長态勢，使得美國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地位出現了動搖。而以華為等為代表的中國企業在5G等新技術領域逐漸超過美國時，美國在半導體和數字技術等戰略性産業的絕對技術優勢正在加速消失。這就使得美國戰略界出現了自“冷戰”結束以來前所未有的擔憂，這正是“全政府”對華競争戰略最終取代對華“接觸”戰略的根本原因，而“脫鈎”則是對華競争的策略之一。這也解釋了為何美國即使需要為對華“脫鈎”支付巨額的經濟成本，也要不遺餘力地推動“脫鈎”進程。正如羅斯瑪麗·富特（Rosemary Foot）和艾米·金（Amy King）所指出的，經濟相互依賴曾經被認為是中美關系的主要特征，并能夠緩和中美其他政策領域的緊張态勢，但現在卻被視為對美國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影響的根源所在；美方對中美“經濟—安全”關聯看法的轉變是導緻當前中美關系惡化的一個主要原因。在美國戰略界看來，對華“脫鈎”是維護美國國家經濟安全的必要手段。換言之，中美綜合國力的相對變化才是美國急于轉向競争性對華戰略的根本原因，隻要中國高速發展的态勢不變，隻要中國在5G等戰略性産業保持技術領先的優勢不變，美國對華戰略競争的定位便不會發生改變。現階段，美國推動對華“脫鈎”的戰略指向是實現對中國的“規鎖”，即“規範中國的行為、鎖定中國經濟增長的空間和水平，從而把中國的發展方向和增長極限控制在無力威脅或挑戰美國世界主導權的範圍以内”。從具體策略選擇層面來看，近期美國對華政策表現出了以下幾個特點和趨勢：

第一，從對華單邊施壓向多邊圍堵轉變，俄羅斯等區域性大國可能成為關鍵的中間變量。2020年1月，中美兩國簽訂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後，美國戰略界對2018年以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戰略進行了比較徹底的讨論與反思。各方得出的一個比較一緻的結論是，美國通過增加關稅和出口管制等手段直接脅迫中國就範的成本太高且效果不佳，應當建立圍堵和遏制中國的多邊同盟，利用多邊機制削弱和限制中國。特朗普于5月30日就召開“七國集團”擴大會議發表的聲明，是美國在這一方面試圖做出改變的最新例證。根據該聲明，特朗普拟邀請俄羅斯、韓國、澳大利亞和印度參會。此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是如何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方面對中國進行“清算”。盡管歐盟已對該提議表示了反對，但美國試圖拉攏俄羅斯等國對抗中國的戰略意圖仍然值得高度重視。6月6日，在美國共和黨對華鷹派參議員馬爾科·盧比奧（Marco Rubio）和民主黨參議員鮑勃·梅内德斯（Bob Menendez）的倡議和組織下，由美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瑞典、挪威以及歐洲議會立法機構成員發起成立了所謂的“對華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旨在建立抵制中國的跨國協調機制與戰略方針。對于美國組建遏制中國的多邊聯盟的動向，我們需要保持高度的關注與警惕。

第二，對華遏制的“主戰場”将從貿易、科技向多領域全面擴散。美國國内輿論普遍認為，第一階段中美貿易協議僅僅是兩國達成的一個階段性的“停戰協定”，難以達到約束中國行為的目的；且“貿易戰”并非遏制中國的最佳手段，美國需要從更多維度實施對中國的圍堵。新冠肺炎疫情所引發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加速了這一趨勢，美國對華鷹派勢力以美國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為理由，已經将對華戰略遏制擴展至跨國投資和金融遏制層面。2020年7月9日，美國财政部以維護新疆的人權為由，宣布對一家中資機構和四名中國官員實施金融制裁。在極端情況下，不排除美國升級對華“金融戰”的可能，例如将中國的銀行和企業排除在美元結算體系之外。

第三，對華施壓手段從速戰速決向漸進施壓轉變。第一階段中美“貿易戰”的事實證明，中國經濟和政治體制的韌性強于美國，因此美國以極限施壓為主要手段發動的“貿易戰”和“科技戰”，不僅難以形成脅迫效應，而且會傷及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的利益。因此，現階段美國在對華施壓的節奏方面做出了調整，重大的施壓舉措都會經過比較充分的内部醞釀和評估後才會逐步落實；而且先從對美國經濟和社會直接沖擊比較小的教育、文化以及意識形态領域入手，這表明美國對華遏制戰略趨于理性。2020年5月29日，美方沒有急于在特朗普就香港問題發表對華講話的第一時間出台對華制裁措施，是這一邏輯的典型體現。

四、美國加速對華“脫鈎”使中國面臨的風險與挑戰 

（一）短期内中國在科技和金融等關鍵行業可能陷入被動

衆所周知，5G通信技術、納米技術、人工智能等支撐新一輪産業革命的核心技術，是決定中美博弈未來的關鍵。美國舉全國之力“絞殺”華為，以及逐步升級的對華高科技制裁舉措，目的就是延緩中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創新速度。鑒于美國具有對于高端芯片相關知識産權的絕對控制力，因此美國對華“斷供”将在短期内對華為等中國高科技企業産生顯著的影響。如何盡快打破美國的技術訛詐，是中國當前面臨的重要挑戰。此外，美國可能升級的金融制裁，也将對中國構成威脅。由于美元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一旦中資銀行和企業被限制進入美元結算體系，相當于直接将中國經濟與全球經濟相隔離，這也被視為美國制裁中國的“核選項”。20世紀80年代，面對當時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日本在國際銀行業領域的強大競争，美國曾以禁止日本商業銀行進入紐約金融市場融資作為威脅，要求日本商業銀行按照美國提出的标準提高資本充足率，從而削弱日本商業銀行的競争力。因此，美國的金融威脅是可置信的。在對待中國的問題上，美國很有可能采取定向打擊、逐步擴大的金融制裁策略，從而對特定的中資機構和産業施壓。

（二）中國的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面臨轉型升級的壓力

此次疫情再次對全球貿易和投資活動構成重大沖擊，美國旨在平衡中美貿易的訴求以及加速對華投資“脫鈎”的舉措，都要求中國必須加快外向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一方面，通過優化進口和擴大開放，進一步密切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另一方面，加快提升國内消費和民間投資對于經濟的内生拉動作用，降低對于外部市場的依賴。構建高質量的開放新格局，将是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的主要任務。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不僅需要進一步開放國内消費市場和金融市場，更需要以高質量的制度供給吸引全球生産要素向中國聚集，從而助力中國産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和全要素生産率的提升。因此，體制機制的重大創新和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至關重要。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下發的《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總體方案》，标志着我國在高水平自由貿易港建設方面邁出了堅實的一步。如何進一步完善與高水平自由貿易港相匹配的制度供給和法治環境，将是今後一個時期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制面臨的主要挑戰。與此同時，如何平衡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全面提升各級政府的治理效能，進而實現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标，亦将是決定中國經濟轉型成功與否的關鍵。

（三）中國将在人權、意識形态等領域持續面對美國的施壓

強調意識形态差異并在人權和宗教等領域加大對華施壓，是美國“全政府”對華競争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疫情重創美國經濟和美國選舉政治周期相互疊加的背景下，高調對華意識形态施壓，被特朗普政府視為掩蓋其施政缺陷從而走出當前美國治理困局的途徑之一。提高對華意識形态施壓的調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轉移民衆對于疫情初期特朗普政府應對失策的關注度，同時又不必支付過高的經濟成本。為此，美國極力将此次疫情的暴發與中國的體制聯系在一起，試圖通過對疫情的“追責”引導全球各國抵制中國的體制和影響力。在今後一個時期，意識形态施壓将成為美國對華戰略工具箱中的重要選項。美國将持續不斷地在“台灣”、香港、新疆以及西藏等相關事務上制造話題、出台法案甚至挑起事端。與“貿易戰”、技術封鎖等“脫鈎”舉措相比，意識形态施壓無疑直接挑戰了中方的戰略底線，壓縮了中國戰略應對的回旋空間，對中國的戰略牽制作用也更為明顯。如何在堅守底線原則的基礎上，妥善應對美國的挑釁施壓，将成為中國面臨的重大挑戰。

五、主要結論及中國的應對策略

當今世界正在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格局正在發生變化，而迅速崛起的中國成為激蕩醞釀之新格局中的最大變量。此次全球疫情對中美關系産生了重大而複雜的影響，美國加速推動對華“脫鈎”，從而令中國經濟面臨一系列風險與挑戰。我們應當清醒地認識到，疫情所引發的全球公共衛生危機僅僅是美國深化對華遏制、加速對華“脫鈎”的催化劑，而中國崛起與美國基于單極思維的國家安全戰略發生的内在沖突，則是美國打壓和遏制中國的根本原因。“冷戰”結束後，經濟安全取代了軍事安全成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核心。20世紀90年代确立的對華“接觸”戰略的目标在于，通過“内部化”中國從而實現對中國發展路徑的掌控。然而，中國經濟所迸發出來的強大的爆發力和創新能力，沖擊了美國國家經濟安全觀的兩個重要前提假定。這是特朗普政府最終實現美國對華政策大轉向的根本原因。顯然，中國需要在戰略層面和戰術層面，做好充分應對美國競争性對華政策的準備。本文認為，現階段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

第一，以率先複工複産為前提。短期來看，中國率先在疫情沖擊下實現經濟的全面複蘇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既能夠緩解内部巨大的就業壓力，也能夠通過進出口和投融資活動，對世界經濟的複蘇發揮正向影響。因此，嚴防疫情反彈和加快複工複産應當齊頭并進。建議進一步出台鼓勵消費和支持民營中小企業的政策，加快重啟經濟的步伐。中美博弈的關鍵因素在兩國的内部而不在外部，中國經濟持續保持向好态勢是與美國進行戰略博弈的關鍵。

第二，以持續自主創新為基礎。應對美國的多方位施壓，中國應當加快技術和制度兩個維度的創新。一方面，通過加大對人才培養、基礎科學研究、前沿工程技術等領域的投資，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培育成熟的高科技産業集群，降低對美國的技術依賴；另一方面，也要加快制度創新的步伐，尤其是在金融制度建設方面，在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條件相對成熟的地區，探索資本項目開放、人民币外國債券市場建設以及金融科技創新，加快人民币的區域化和國際化進程，弱化對于美元體系的依賴，最大程度上降低美國可能随時升級的金融制裁對中國造成的沖擊。

第三，以深化區域合作為依托。為了破解美國在經濟、外交以及地緣政治等領域構建圍堵中國的多邊同盟體系，中國有必要對“一帶一路”倡議進行适度調整：進一步深化與日本、韓國以及東盟國家的區域經濟合作，尤其是加快開放國内市場的步伐，在東亞範圍内形成更加緊密的區域經濟共同體。這對于更好地對沖美國的“印太戰略”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與此同時，應當繼續同歐盟國家就雙邊經貿合作，特别是在直接投資方面加強對話合作，做好“穩外資”工作，持續深化與德國、法國、意大利等歐盟主要國家之間的經貿關系。

第四，以推動互利共赢為手段。現階段，中國的綜合國力與全球影響力仍難以與美國直接抗衡，應當發揮中國完善的基礎設施、完整的人才梯隊以及龐大的國内市場規模這些相對優勢，通過優惠的政策和完善的配套服務，以打造互利共赢的雙邊和多邊經濟關系為抓手，不斷密切中國與世界各國的貿易和投資關系，與包括美國在内的更多國家持續深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提高世界經濟“去中國化”的成本。從戰略層面來看，中國隻有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才能從根本上避免被美國邊緣化的風險。

（篇幅原因，參考文獻略。）

文章來源：《東北亞論壇》2020年第5期